目录

序

史海钩沉

吐谷浑王传

土族爱国高僧章嘉·若必多吉

他当过十世班禅大师的汉文教员

土族先民鲜卑族的历史足迹

吐谷浑王后

明代土族名将李英

胡胡喇嘛传

名扬三川朱喇嘛

李南歌评传

清朝土族名将本进忠

魂 系 国 宝

永远的怀念 59

朱 海 山 63

大力士陈家博阔的传说 70

“两县户”与“太子保” 72

怀念朱福南 74

马太夫人的传记与传说 76

黑大汉传奇 78

从寺院活佛到省级领导干部 81

曾 国 佐 传 82

土观•罗藏却吉尼玛 87

章嘉•若必多吉与二世嘉木样活佛 88

杨 嘉 活 佛 91

三世章嘉•若必多吉 97

益希班觉尔著作的价值 99

土族开明人士吕文通 102

我所认识的土族才女李宜晴 105

一生诗兴秋宵月 106

宗喀巴与其尊师第六世却藏活佛曲结顿珠仁钦 109

乾隆皇帝与甘禅寺的传说 114

丹麻活佛与威远古井酒的传说 116

仓央嘉措和石门寺 117

公仆风采 120

雪泥鸿爪录 120

化作浪花也为仆 124

我在互助当“班长” 127

无限延伸的文化视界 132

研究土族历史 发展土族文化 136

“开 发 省 长” 140

正气立心 平淡见真 141

吕存姐的故事 142

湟水河畔赤子心 148

公仆形象流土乡 152

土族女县长 155

十七大土族女代表——常平 157

科技奇葩 159

鹏翔万里 心系故土 159

情系故土勤耕耘 162

我和《土族格赛尔》 164

文通汉藏 桃李芬芳 166

为了土族文化薪火相传 168

愿为细雨润心田 172

土族女教授汪春燕 175

土族名医乔光贤述略 177

土族名医谢承仁简传 178

我的人生之旅 179

《格萨尔》学苑中的一朵奇葩 181

艺苑撷英 184

永恒的纪念 184

只研朱墨作春山 187

世界之巅展雄风 191

高 风 永 存 197

我的书法人生 198

来自大山深处的“歌手” 200

更登什加——土族《格萨尔》说唱家 201

汉族作家土乡情 202

麻仲宝：用心灵描绘土乡 204

他为土族人民纵情歌唱 206

土墙翰墨西部情 208

土族灯影艺人包世英小记 209

雕刻闪光的艺术人生 211

著名土族《格萨尔》说唱艺人王永福 213

布衣坎坷 笔砚情深 215

掌声响起来 217

识人缘于文 218

呵护土族文化的瑰宝 220

巧手绘出致富图 224

土族人民的音乐家朱万成 226

新“花儿王”吕晓明 227

相交半生该有文 228

董思源笔耕录 230

几度年华写春秋 232

时代足音 235

风正一帆悬 235

天 道 酬 勤 236

吕建福和他的《土族史》 237

盐湖土乡人 239

探索地下奥秘的人 245

生命鸟之歌 248

忠于职守 为国家聚财的经济卫士 253

大医精诚 土乡流芳 254

寻常人家 258

内蒙古五当召的土族喇嘛 258

党的民族政策照耀土乡大地 260

土乡笔耕录 262

达尔吉的心愿 267

鞠躬尽瘁为乡民 271

我的退休生活与《中国土族》 275

山乡里的土族人家 277

他们是马营人伙儿的人尖子 279

从“小木匠”到董事长 282

多族成一家 亲情胜血缘 285

彩袖化彩虹 幸福奔小康 289

他曾耕耘在土族文化的沃土里 293

愿作红烛照土乡 297

土族老人的心愿 299

苦乐沧桑行医道 303

走向新时代的大通土族人 306

塘拉滩里油菜香 311

编 后 语 313

序

序

鲍义志

《河湟风流》是《中国土族丛书》的人物卷，荟萃了历史上和当代土族的众多有代表性的人士。

在青海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上，吐谷浑留下了璀璨和绚丽的一笔。在吐谷浑历史上涌现了众多风云人物，深深影响了这块高大陆的政治格局和文明进程。所以，中国现代史学界泰斗范文澜先生，在其巨著《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在青海建立起吐谷浑国，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光辉标志。”诸如吐谷浑汗王阿豺“折箭训子”这样一则寓言故事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经典。土族源于吐谷浑，形成于明清之际，是以吐谷浑人为主体，融入蒙古族、藏族、汉族等民族成分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土族形成以来，又涌现了众多的杰出人物，他们不仅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产生过影响，甚至对中华版图的形成、边疆的巩固、民族的团结作出了可以铭记史册的卓越贡献。

章嘉活佛在清代被尊为“黄教四圣”之一，地位十分尊荣，康熙皇帝巡幸多伦时称赞章嘉活佛：“追溯来源，均尔一人之力。”并说，“黄教之事，由藏而东均归尔一人掌管。”可谓器重有加，历辈章嘉不负重托，尤其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更是奔走京师蒙藏之间，曾多次奉旨入藏，主持达赖、班禅的认定、坐床事宜。实际上，章嘉活佛系统对清王朝处理蒙藏地区包括藏传佛教事宜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维护国家权威，保持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促进中央政权与蒙藏地区联系方面有着特殊的贡献。土族学者秦永章的《土族爱国高僧章嘉·若比多吉》和李钟霖教授的《三世章嘉·若比多吉》、成勒先生的《章嘉·若必多吉与二世嘉木样活佛》均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介绍了这位一代高僧的风范。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对历史的回顾和品味中得到一些借鉴。土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佑宁寺、却藏寺等土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高僧大德辈出。《中国土族》刊发过多篇文章，来介绍他们高深的佛学造诣和悲悯的情怀。

在追述土族历史人物时，不能不提朱海山，他也是一位土族僧人，民和三川地区的土族人习惯上都尊称他为“朱喇嘛”。作为曾辅佐过九世班禅，担任过班禅行辕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的他，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在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的南京，广泛结交于右仁、戴传贤、朱家骅等政府高层，取得信任和支持，从而为家乡，为青海的教育、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他倾尽自己的积蓄，在三川地区兴办多所学校，他从内地购置《四库全书》等大量书籍，创建三川首座图书馆，启迪民智，不遗余力。如果说，民和三川地区文明程度较高，重教意识强烈，走出来的读书人多，自然应铭记朱海山这位睿智先贤奠定的基础。《名扬三川朱喇嘛》《朱海山》《怀念朱福南》等文章介绍了这位智者的传奇人生。

土族女诗人李宜晴是最后一代土族李土司的后裔，她的诗清丽凄婉、意韵悠远，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得到过国学大师章士钊先生的赏识，被誉为“当代李清照”。陈希夷、宜农介绍这位一代才女的文章，读来让人感慨和喟叹。

土族这个人口只有20多万的民族，一路风尘从历史走向未来，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崇高的道德追求。张定一先生从红岩村投身革命到陪伴十世班禅大师，一生坎坷跌宕，无怨无悔。在那艰难的岁月里，祁明荣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开仓放粮，救饥民于危难。吕建福辛勤笔耕，《土族史》填补了学术上的空白。收入这册文集中的众多文章，介绍了各行各业土族优秀儿女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他们有的身居高位，但始终不失公仆本色；有的执著追求，在自己研究和工作领域独领风骚；有的忠于职守，甘于点点奉献。《河湟风流》展现的人生群像应该是土族风貌的一个全景展示。

河湟大地养育了勤劳善良的土族儿女，土族儿女也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双手回报着这片让他们深深眷恋的土地。同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是世世代代土族人的追求，更是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继往开来，不懈追求，在这片热土上执著奉献，土族这个彩虹民族将会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展示自己更加绚丽的风采。借用一位伟人的诗句，以为本文的结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012年7月1日

史海钩沉

吐谷浑王传

谢 佐

引 子

话说中华大地，自古因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先民们或耕或牧，不一而足。我这里要说的是，有一个民族从东北到西北，驰骋在祖国辽阔的草原上，写下波澜壮阔的春秋诗篇。这个民族就是历史上的鲜卑人，史称东胡。鲜卑诸部，有白部鲜卑慕容氏者，在鲜卑千百篇春秋史上占了辉煌的一页。

吐 谷 浑

公元300年，农历腊月的一天，东北辽宁的草原上空，阴云密布，率义王弈洛韩的牙帐前，部将和长史，一个个垂手躬身而立。牙帐内，弈洛韩的长子吐谷浑和次子慕容廆(wěi)跪在他的病榻前，面带愁容，静静地听着弈洛韩的遗嘱。弈洛韩双眼微闭，紧紧地攥住小儿子慕容廆的手，从喉咙里发出轻微的声音：“传乙那楼。”吐谷浑急忙起身，将乙那楼唤进牙帐。只见乙那楼一手提起长袍的前襟，颤巍巍地跪在弈洛韩的床前。停了一会儿，弈洛韩又发出“传乙那楼”的声音，只是声音更加微弱。慕容廆急忙近前贴近父王的耳朵说：“长史乙那楼到。”弈洛韩艰难地睁开一双无光的眼睛，对乙那楼断断续续地说道：“廆儿年已……十六……当继……王位，好生……辅佐……”又停了一会儿，弈洛韩气喘吁吁，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几个人急得束手无策时，只听弈洛韩又艰难地说出话来：“浑虽居长……祖训……难违……分帐……一千……七百户，……另创基业……”说到这里，已无声息，几人急请医师进帐，医师示意准备后事。

王府上下，在冻云寒风中忙进忙出，乙那楼虽年近古稀，也是马不停蹄地跑东跑西。吐谷浑带了一千七百户帐房人家，在划定的地界里守孝，一冬无话。

转眼间，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慕容廆继任王位，少年得意，每有出巡，人马前呼后拥，丧父的伤痛也渐渐淡了。一天，这位年轻的邦国之王站在一座山岭的高处眺望着烟霭轻雾，正盘算着他开疆拓土的宏伟大志。突然有飞马奔来，仔细一看，近侍翻身下马，跪地禀告：“禀报可汗，浑部马群奔腾过界，马斗相伤，如何处置?”慕容廆听了面露怒容，不假思索地高声命令：“飞报王兄，先王已有分界，为何不叫部下牧马相远，致使马斗相伤!”

吐谷浑懒懒地静坐在他的庐帐内，想着自己的身世，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自己已经三十有六，膝下已有几个儿女。常言道三十而立，先王叫我另创基业，至今还没有分晓呢！谁叫我是居长庶出呢!父王说“祖训难违”，那也是呀，廆弟虽然年纪轻，可人家是父王的嫡传啊，王位理应由他继承才是。如今，父母双亡，鲜卑诸部纷纷向西南迁徙漠北，我已派部将阿保打探，已有一月，不见消息。正想到这里时，阿保风尘仆仆地走进庐帐，礼毕坐定。阿保说：“可汗放心，鲜卑族折掘、意云、乙弗诸部西南进居漠北，有的已越过祁连山，进入西海边。从那边过来的客商说，西海其大无垠，周边水草丰美。据说羌人部众散落各地，都无远谋。可汗正好联羌创业，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呀!”吐谷浑眼前一亮，频频点头。正在这时，外面禀报，慕容可汗的近侍来了。吐谷浑听完慕容廆近侍的传言，静静地想了一会儿，一字一顿地说：“回去告诉可汗，他的话传到了，我已心领。烦你也传我的话，马是畜牲，春草生发，膘肥体壮的马群相斗，那是它的常性，为什么对人发怒呢？要我远离可汗那是很容易的事情，我的人马离开故土万里之外总该行了吧!”说完转身传令阿保：“各帐户打点行装，三日内起程向西北远行!”

1700户牧帐，按帐圈又划为17部，委派头目统领，分路并进，吐谷浑携眷属居中，各部有探马随时禀报行程。吐谷浑让部下缓缓而行，羊群一日一行，牛群二日一行，马群三日一行。前有先锋，后有殿后。每到宿营地，打尖做饭，虽然没有离乡背井的凄楚，但心里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就这样走着，走向遥远的前方。吐谷浑的大儿子吐延可高兴极了，在马背上问长问短，总是问个不停，“父亲，我们要走到哪里去？”“天边。”“天边?是不是天的尽头?天的尽头在哪里?”这时候，吐延的母亲总是想方设法打断儿子的问话，让吐谷浑思索整个部族的前程和未来。

时令总是一刻不停地流转着。吐谷浑部远行一个多月，沿途看不厌好山好水，羊欢马叫，一派生机。吐谷浑叫部将阿保吩咐各部强壮男子身带弓弩长矛刀枪，左右护卫人马安全，不可松懈。吐谷浑一路有空便研读《孙子兵法》，他自小读汉文，对孙武非常崇拜。有时他召集各部精壮男子演阵，部下也很佩服他的雄才大略。

再说慕容廆，一开始听到兄长吐谷浑离他远行的话，也不在意。去就去吧，反正先王有过遗训，他离乡创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可过了个把月，他的心中不安起来，回想兄长捎来的话，句句千斤，他的心沉重了。想我只有兄弟二人，我何苦逼他远去呢!人们将怎样看我?一连几天，坐卧不安。有一天夜晚，慕容廆失眠了，深深的自责使他面容憔悴。一大早，他叫人唤来老臣乙那楼，动情地说：“是我一时糊涂，气走了阿干(鲜卑语哥哥的意思——作者注)。烦请长史带一队人马请阿干回转家乡，我这王位需要阿干扶持啊！”乙那楼哪敢怠慢，点了一队人马，星夜兼程，追赶吐谷浑而去。

吐谷浑听罢乙那楼的恳求，沉思良久，说：“先王称卜筮之言，有两个儿子都会昌盛，并留传后世。我本卑庶，没有称老大的道理，今天因马群相斗，兄弟别离，这也是天的启示!长史执意要我还乡，我不能不给先王的老臣一点面子。这样吧，您让您的人赶我的马群向东而去，我们鲜卑人自古敬马，马群东还，我也随去就是了。”乙那楼大喜，拜谢出帐。乙那楼叫他手下的二千骑士去驱赶吐谷浑的马群东还，上万匹马向东行走了几百步，也许马有灵性，不食践踏过的青草，突然间万马悲鸣，掉转头西奔，那阵势犹如山崩地裂，二千骑士奈何不得，乙那楼再跪再求，吐谷浑已有言在先，西进之心坚定，乙那楼仰天长叹：“这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挽回的呀!”只得拜别吐谷浑，急忙禀告慕容廆去了。

慕容廆听了乙那楼的报告，追悔莫及，一连几天，茶不思，饭不进，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好在有乙那楼为首的部属们一再劝慰。慕容廆有一天当众作了一首《阿干之歌》，唱起来：

阿干西，我心悲；

阿干欲归马不归。

为我谓马何太苦?

我阿干谓阿干西。

阿干身苦寒，

辞我土棘往白兰。

我见落日不见阿干，

嗟嗟，

人生能有几阿干?

那悲壮的声音，使听者为之动容。连天上的云雀也停止了飞翔，静静地听着歌声。《阿干之歌》成了慕容廆出行的“辇后大曲”，众人齐唱，歌声雄壮而又悲凉。那歌声也传到了西部，西部有了“阿干镇”，那是后话。

吐谷浑真的走马万里行，真的走到了天边，他的后裔走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地方——青海。

吐 延

吐谷浑率部走马万里行，于第二年夏天，来到阴山脚下。但见远山如黛，白云欲立，一望无垠的草原，碧草连天，吐谷浑询问阿保：“这里由何人主宰?”“禀可汗，尽管放心，我们已到达乙弗勿敌国的地界。乙弗与我同属白部，将善待我慕容部。届时请可汗修书一封，我与乙弗联系，为我部在敕勒川划一块牧场即可。”当下由阿保选定九十九匹骏马，带了吐谷浑的书信，先行去与乙弗王联系。

一日，吐谷浑一大早走出牙帐，见东方破晓，信步来到一条小河边。河水清澈见底，不禁蹲下身去捧水喝了两口。忽听河对岸山坳间人声传来，不知所为。起身跳过河涧，登高而望，只见长子吐延身着圆领青衫，将前后对襟系于腰带，裤筒长靴，在山洼平坦草场聚集了众多弟弟们练剑。阳光初照，银光闪闪，喊声震谷。吐谷浑急走几步，看吐延的剑路，倒是干净利落，平劈点刺，跳跃跨迈，符合理数，知是高级剑法。小弟弟们跟着练习，稍有不慎，即遭吐延训斥。吐谷浑悄声退去，心中窃喜。

回牙帐的路上，一马飞来。阿保在吐谷浑面前翻身下马，行过礼，喜滋滋地说：“禀报可汗，乙弗王现大部移牧西海之北，阴山乙弗属地多受拓跋氏侵扰。我等献上马匹等物，乙弗王渠帅念与我部同宗之谊，让我部在阴山、陇山山麓间驻牧，同结友好，共御拓跋。”“这样甚好，天助我也!”吐谷浑边说边与阿保将军回牙帐议事去了。

再说吐延晨练之后，又与弟弟们习读了一会儿《孙子兵法》，再进早餐。太阳满川的时候，他换上一套白色的开襟长袍，头戴一顶扇形帽，大步流星地走到马群边，一声长长的口哨，只见他心爱的骏马白云彩昂首向他奔来。吐延将手中的一块玉麦饼掰开喂到马嘴里，爱抚地刷了一遍马身，将马尾挽成绣球状，拍拍马的脖项，“白云彩啊，你随我走过了漠北高原，现在来到了阴山脚下，你可知我的心思?”骏马白云彩张开鼻孔打了一个响鼻，似理解主人的一切。吐延望着远山，悠悠地唱道：

万里奔波兮白云飞，

倚天抽剑兮剑自鸣；

男儿壮志兮何时酬，

山河不言兮鸟不鸣!

“哈哈哈!”一阵爽朗的笑声打断了吐延的沉思，吐延正要发作，抬头见是好友绝拔渥，又转怒为喜，“你怎么悄没声息地来了?”“是你心中无人，心不见眼也不见嘛。小主公，何必暗自伤神，可汗雄才大略，自有安排，你我练好武艺，熟习兵法，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走，我陪你溜马去!”一对少年朋友，各自跃上马背，一时间消失在地平线上，溶进了满川的阳光之中。

光荫荏苒，转眼几年过去。吐延长成十八岁的英俊青年，身长七尺八寸，虎虎生气，勇力过人，军中兵卒望而生畏。又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敕勒川草地泛青，马牛羊活蹦乱跳，一派生机。农历三月三，草原上来了几个萨满男女，敲着羊皮鼓在说唱着鲜卑先祖的故事。或说鲜卑的先祖长途跋涉，进入迷谷而不识前途，是神兽引路得以生还。那神兽铭记在每个鲜卑人的心目中……吐延被古老的传说所感染，正激动不已，忽听耳边有人低语：“主公，可汗要您速去牙帐，有要事商议。”吐延随来人来到父王牙帐内，见吐谷浑和阿保等一班首领正在等他，急忙上前行过大礼。

“我儿听令，”吐谷浑一脸严肃地说，“命你带领七百牧帐，进驻陇山。中原出现八王之乱，可静待其变。目前只可牧马养精蓄锐，对我有利则东进，不利则南据羌戎之地。阿保将军为军师，有绝拔渥和众弟弟辅佐于你，凡事谨慎就是了!”吐延高兴极了，又一次拜过父王。阿保说：“小主公，七百牧帐我分派已定。从明日起，分三拨出发。前部二百牧帐，明日出发，由绝拔渥作前锋；中部二百牧帐，三日后出发，由你二弟三弟统领中锋；第五日小主公率三百牧帐殿后，我与你同行，你意下如何?”吐延双目炯炯，望着这位与吐谷浑患难与共的首领，又是泰山大人，信任地点点头。

第五日凌晨，吐延拜辞双亲，骑着白云彩统领牧帐东进。前锋绝拔渥已传过话来，前部已进入陇山山脉，一路安然。只待吐延渐进。吐延对阿保说：“岳父，我们可在陇山择地驻牧，同时招募士卒，凡汉人、戎人、羌人愿从军者，对其家属皆给予安抚。一面选出百名金火匠人，打造各式兵器，操练兵马，待兵精粮足，我等打先锋，父王可入主中原了!”“可汗要我们静待其变。八王之乱还不知分晓，我慕容部是南进还是东进，尚待定夺。我深知小主公以西楚霸王自比，早有雄心。只是七百牧帐，势单力薄。小主公所言极是，眼下招兵买马，操练兵马要紧!欲速则不达。”阿保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幅三陇形制图交给吐延，“阴陇形势可据险以待丰满，三五年内从阴山可入居西海，从陇山可直驱昴城。小主公今后立足羌戎，方可入主中原。”吐延仰天长叹一声，便不作声。一路上山峦相接，河溪纵横，时而春雨霏霏，时而青天白云，吐延一行早行早宿，一路无话。

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吐延在阿保将军和绝拔渥的辅佐下，在陇山一带逐渐立足。不出阿保所料，中原八王之乱已靖，无机可乘。吐延在几年内已拥兵逾万，加上牧帐和农户人丁已有十万民众了。吐延命绝拔渥深入戎羌之地，自己和阿保将军进据枹罕城。妻子保阿姑贤惠相助，儿子叶延也渐渐懂事。父王吐谷浑已从阴山越过河西，进入祁连山北麓，与乙弗部时和时战，势力大增，西海水草丰美之地指日可得。

吐谷浑部众与日俱增，消息传到故乡率义王慕容廆那里，自是欣喜万分。吐谷浑兄弟万里鸿雁传书，各送方物，《阿干之歌》传到西部，吐谷浑自是一番感慨。只是人生易老，吐谷浑七十二岁时，无疾而终。一时鲜卑白部上上下下举哀，吐延戴孝嗣位，命二弟三弟统领祁连山麓各部，以防乙弗。在众部将的一致请求下，将新占据的枹罕城附近方圆之地命名为阿干县，以示吐谷浑兄弟情谊青史留名。一时，《阿干之歌》在民间传唱，吐谷浑的名字不翼而飞，他的传奇故事也在广袤的草原上流播。

吐延自父王去世后性情越发暴躁起来，动辄责罚部下。阿保将军劝谏过几回，一来吐谷浑的去世使阿保精神受到刺激，二者他自己也年届七十，不胜操劳军务，一应战事皆由吐延发号施令，也就任其自然了。不久，阿保也与世长辞。吐延夫妇悲伤自不待言，军中上下笼罩着一种哀情。好在吐延的妻子保阿姑深明大义，好言劝慰丈夫，教育子女，成为吐延的得力内助。

吐延嗣位后抱着哀兵必胜的信念，加紧向南部羌戎之地发展，有时使用兵力徙民掠户，戎羌首领多有怨言。对此，绝拔渥不无担忧，曾多次向吐延进谏。吐延嗣位第十三年，也就是吐延三十五岁正当壮年时，越发气盛，执意扩疆拓土。一日，吐延与绝拔渥等一班首领议事，吐延决定发兵昴城(今阿坝)，要四弟五弟据守枹罕，他亲自率五千精兵要速战速决。绝拔渥婉言相劝，举了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的例子，说：“昴城羌酋姜聪智勇过人，只能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吐延听后一笑，并没把姜聪放在眼里，下令五千精兵上马攻战，下马操演军阵，不得有误。时令已近深秋，草地已是满眼枯黄，吐延将营寨扎在昴城附近。是日，有侍卫来报，昴城有单人单马奔来牙帐前要见吐延汗，说有军事机密相告，吐延一听单人单马，并未介意，传话叫他进帐。吐延起身想看来者何人，忽有一人大步窜跳进帐，口中喊一声“姜聪来也!”说时迟，那时快，姜聪早已拔剑在手，趁吐延不及防备，猛然将剑刺入吐延胸膛，转身逃出帐外，骑马逃之夭夭。吐延双手握剑，急呼叶延、绝拔渥等，众人进帐见状，一下子惊呆了，唯叶延伏地大哭。只见吐延环视众人，然后将双眼盯住绝拔渥：“等我气绝身亡棺敛后事，便远去保白兰。白兰险远，土俗懦弱，易为控御。”又看看伏地而哭的儿子叶延道：“叶延年小，托付别人，仓猝间难以相制。今日将叶延托付给你，你与我亲如股肱，应竭尽全力辅佐他，孺子得立，吾无恨矣。”绝拔渥急忙跪地叩首，连声答应：“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吐延望着叶延和绝拔渥，已经说不出话来，抽剑而死，血染战袍。

此时，一行南飞的大雁，悲鸣而过。

叶 延

当下绝拔渥扶起叶延，安排吐延后事。将吐延遗体运往枹罕，五千精兵前队变为后队，后撤三十里驻扎。一面唤来几个精悍的将士，秘密吩咐，让他们扮作商人，打探姜聪下落，伺机擒拿。

将吐延入敛厚葬之后，绝拔渥急忙与保阿姑请叶延的众叔叔议事。按吐延所嘱，商定祁连山北麓部帐取大斗拔谷(今扁都口)一路驻牧西海边，由吐延二弟三弟统领。吐延四弟五弟六弟七弟八弟急率一万兵马深入西零(今西宁)，直驱白兰，与二弟三弟南北呼应。枹罕到昴城方圆千里，仍由绝拔渥、保阿姑辅佐叶延镇守，叶延为吐延守灵三年，以尽孝道。分派完毕，各执其事。

绝拔渥暗暗派人追寻姜聪踪迹，吐延离世后三个月，在隆冬季节，将姜聪缉拿到枹罕，诸将见仇人分外眼红，不等绝拔渥下令，竟在郊外将姜聪碎尸万段。叶延时年十岁，仍不解恨，缚草为人，称为姜聪，每天早晨在百步之外箭射草人，射中则喜，射不中时大叫大哭，日日如此。保阿姑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对叶延说：“诸将已将仇贼碎尸万段，你这样小小年纪，何苦天天如此，自己折磨自己呢!”叶延哭着告诉母亲：“儿也知道这样没有什么益处，但儿子心痛不已，不这样难以消除我的心病。”

这位叶延小王子，极为孝顺，每当保阿姑有病，他除了侍奉汤药，母亲三日不吃饭，他也是三日不吃饭。常言道：“孝心打动天心”，部将见叶延这样，纷纷以孝悌为荣，以不孝为耻。绝拔渥见此情景，越发用心辅佐叶延，教他读经史。叶延也很用功，年十五岁时已多有见解，对绝拔渥说：“我的曾祖父被封为昌黎公，我作为公孙的后裔，应承袭王父之字。”遂下令改姓为吐谷浑氏。

叶延二十岁时，吐谷浑氏部众日盛。他的几十位叔父精诚团结，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叶延和绝拔渥商议，吐谷浑氏立国的时机已经成熟，绝拔渥提出联合羌人、戎人和汉人的方略，叶延采纳，遂选定西海西岸的伏俟城作为都城，国号为吐谷浑国。当时吐谷浑国人强马壮，叶延黄袍加身，号角伞盖，伏俟城头旌旗蔽日。各部将加官进爵，文武官员皆大欢喜。不久，乙弗勿敌国被吐谷浑国吞并，一时间吐谷浑国声威四震，周邻各邦国纷纷派使者往还，吐谷浑国发展畜牧业，兼及农业和狩猎。叶延派人寻求百工，开金矿，修白兰道，发展贸易。绝拔渥和保阿姑又忙着为叶延成亲。从枹罕到西海边，从祁连山到白兰地，吐谷浑国真可谓：国泰天心顺，官清民自安；羌鲜共携手，据险保边关。

阿 柴

公元417年，吐谷浑王树洛干在位十三年，西秦炽磐派其部将率轻骑七千袭击吐谷浑，树洛干的弟弟阿柴部兵败于尧杆川，树洛干率部退保白兰山。白兰山在今天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花石峡一带，两座石山对峙，中有大河奔涌，地处险远，加上烟瘴很大，炽磐的部将木奕干鞭长莫及，只得作罢。但是这件事对树洛干、阿柴兄弟二人的打击很大，特别是树洛干本想继承祖业之后，干一番大事业。他在莫何川自称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吐谷浑王。采取轻徭薄赋、信赏必罚的政策，在他在位期间，老百姓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沙漒一带的羌戎民众归附树洛干，吐谷浑国的国力也渐渐强盛起来。树洛干北伐南凉国，南凉秃发傉派太子武台拒击，被树洛干所败。树洛干正在奋发向上之际，怎奈西秦炽磐自恃强大，在尧杆川一仗，掳去吐谷浑人丁甚众，又咄咄进逼。树洛干在白兰山独坐牙帐，越想越气，越气越羞，饮食渐减，胸腹胀闷，过了月余，疾病上身。到了农历二月，白兰山仍然坚冰未消，山川苍白，树洛干自觉不久于人世，将弟弟阿柴召到床前，哽咽地嘱托后事：“吾子拾虔幼弱，今以大事托付于你，你可要好自为之，莫负先祖厚望……”阿柴挥泪葬兄，自号骠骑将军、沙州刺史。谥其兄树洛干为武王。立刻起兵兼并周围的几个部落，继续实行树洛干制定的政策，吐谷浑国的统辖面积扩大到数千里，渐成强国。

虽然吐谷浑国在阿柴继位后国力渐盛，但西秦炽磐的霸气凌人，曾派兵袭击吐谷浑弱水之南，吐谷浑部将觅地竟率众六千归降西秦，被西秦封为弱水护军。这件事使阿柴如芒在背，寝食不安。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好汉不吃眼前亏，于公元421年，遣使到西秦，表示愿意归降，炽磐大喜，封阿柴为征西大将军，西秦将吐谷浑地划为安州，又封阿柴为安州牧、白兰王。自此，西秦与吐谷浑相安无事。

光荫荏苒，不觉又是二年。公元423年阳春二月，草原上虽然雪花飘落，太阳升起时，俄拉西小碎花开始在枯草丛中报春，草原上春天的信使春风正在吹开坚冰，云雀开始歌唱，西倾山下幕帐连营，牛羊啃着草芽儿，马在飞奔。一天，阿柴带领几员随从，兴致勃勃地骑马登上西倾山，但见蓝的天、白的云，黄中透绿的茫茫草原上，从西倾山发源的漓水自西南向东北缓缓流去。阿柴猛然一惊：我的先祖吐谷浑公不就是从东北走马万里行，历经千难万险才在西北立足的吗!连流水都知道向东北流去，难道我不思故土吗？于是急忙奔返牙帐，吩咐备上鹿茸麝香并猞猁皮、骏马十匹，遣使向宋进贡，表示永世友好。宋也派使者到达吐谷浑国，除了丝绸、茶叶等回赠礼品之外，特封阿柴为安西将军，沙州刺史、浇河公。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424年，又是一个残冬，天气显得奇冷。阿柴的牙帐内鸦雀无声，连人们呼吸的声息都已屏住了似的，一片寂静。直至黄昏，重病的阿柴忽然睁开双目，见他的二十位儿子齐刷刷站在床前，他要挣扎着坐起来，大儿子纬代忙上前扶住，阿柴在纬代的怀中说道：“我兄车骑将军，为了我吐谷浑国的大业，将王位没有传给他的亲子拾虔而授予我，我怎么敢忘了先公的志向而让纬代继位呢！我死了之后，你们都要奉你们的叔父慕贵为国君。”

停了一会儿，阿柴让儿子们各抽出一支箭来，取其中一支箭让阿柴的亲弟弟慕利延折箭，慕利延很容易地将箭折断。又让慕利延折所剩的十九支箭，慕利延不能折断。帐内大家面面相觑，不知何意。阿柴气喘稍定，郑重地继续说道：“你们知道么，单箭易折，众箭难摧，你们弟兄们只有同心同德，才能保国宁家。否则，将被各个击破！”说完，闭上了他那双智慧的眼睛。

慕贵和阿柴既是姑舅，又是堂兄弟。于公元424年继位，直到公元436年，在位十二年，又遇多事之秋，那是后话不提。

阿柴折箭训子的故事，传为历史的佳话，受到人们的称颂。

土族爱国高僧章嘉·若必多吉

秦永章

利用藏传佛教加强和巩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是清朝政府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它对于清代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蒙藏民族及蒙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藏传佛教的许多上层人士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土族出身的清代大国师、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就是他们当中相当突出的一个典型。本文拟就三世章嘉·若必多吉的历史功绩作一个简评，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章嘉活佛是青海佑宁寺的重要活佛系统，也是备受清廷尊崇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活佛系统之一，与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相提并论，分管京城及漠南蒙古地区佛教事务。回顾三世章嘉·若必多吉一生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清康熙五十六年至雍正二年（1717年-1724年），这是他的童年时代。这一阶段里，土族幼童若必多吉被选定为二世章嘉活佛阿旺罗桑却丹的转世灵童，在青海佑宁寺坐床，开始了他漫长的宗教生涯。

据土观·罗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正月降生在甘肃凉州(今武威)莲花寺附近的一个土族牧民家庭，父名古茹丹增，母名布吉。他3岁时被认定为前世章嘉活佛阿旺罗桑却丹的转世灵童，于次年迎至佑宁寺坐床，开始学习藏文读写和佛典。清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佑宁寺毁于兵燹。曾与二世章嘉活佛交往密切的雍正皇帝，担心三世章嘉在乱军中受害，急诏清军统帅年羹尧寻找三世章嘉，保证其安全，派人将他送至京师。

第二个阶段，自清雍正二年至雍正十三年（1724年-1735年），这是三世章嘉活佛十年寒窗苦读的学经阶段，也是与雍正皇帝交往密切的十年。三世章嘉被清军护送至北京后，备受雍正皇帝赏识，雍正以九五之尊躬身亲问，与年幼的章嘉活佛一见如故，执手并坐。雍正帝对年羹尧说:“你将青海蒙古全部收归治下，朕并不怎么高兴，而你把朕之喇嘛的真正转世延请至京，与朕会面，却使朕高兴之至。”若必多吉抵京后，先是驻锡在弘仁寺。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雍正皇帝命章嘉活佛移驻嵩祝寺，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在通往嵩祝寺的道路上，“地铺黄毡，赏乘黄车、九龙褥及各种珍品，遣官护送，僧众载道”。

雍正帝为了把三世章嘉培养成像其前世那样具有卓越政治才能的宗教领袖，

加强藏传佛教领袖人物与清廷的关系，不仅让他跟随当时京师的掌印喇嘛二世土观活佛学习佛教经典，并且让他与皇四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一同读书多年。每当夏日天气炎热时，雍正帝将三世章嘉和二世土观召至皇家园林内居住，研讨佛法，任其游览。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发银十万两，仿西藏达赖喇嘛所居经楼，在多伦诺尔兴建善因寺，赐给三世章嘉活佛驻锡，“集会喇嘛，讲习经典，广行妙法”。三世章嘉经过十年苦读，不仅通晓显密经论，掌握了汉、满、蒙古、藏等多种文字，打下了坚实的佛学基础和语言功底，还与弘历即以后的乾隆皇帝结下了同窗之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他以后的政教建树创造了条件。

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袭“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号，并被赐予金印、金册。从此，章嘉国师经常被召至宫中，与雍正帝商谈政教大事，并开始了他杰出的宗教、政治生涯。雍正末年，他还以清朝大国师的身份，由泰宁护送七世达赖喇嘛返藏。章嘉活佛赴西藏，不仅熟悉和了解了西藏的政教状况，更重要的是与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这两位藏传佛教领袖建立了友谊和信任，这些为他以后的政教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自清乾隆元年至乾隆五十一年（1736年—1786年），这一阶段是章嘉国师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与乾隆皇帝交往最密切、活动最频繁、成就最突出的时期。

乾隆即位初年，章嘉国师立即从西藏返回京师，朝见了刚刚登基的乾隆皇帝。尽人皆知，乾隆皇帝是清朝入关定鼎中原后的第四位皇帝，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封建帝王、政治巨人。他励精图治，实行社会发展的各种措施，把祖宗创建的大清帝国推进到了鼎盛时期。乾隆帝“乾纲独揽”，大权在握，是整个18世纪中国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决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18世纪，就是乾隆的世纪。

雄才大略的乾隆皇帝深知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所起的作用，所以他即位以后，承袭皇太极以来的一贯政策，把“兴黄教”作为安抚和统治蒙藏地区的基本国策和指导思想，广建庙宇，优渥喇嘛，并适应形势，对其宗教民族政策不断予以修正和创新，所以，他通过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和利用，在加强蒙藏地区的统治方面取得了比其祖辈更好的效果。

乾隆皇帝“兴黄教”的政策中，尽力笼络在清廷与蒙藏地区之间起桥梁作用的藏传佛教领袖人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他对自幼相知、有同窗之谊的章嘉国师恩宠有加。乾隆帝即位初年，他下令将掌管京师喇嘛事务的大印交给章嘉国师，封他为掌印喇嘛。不久，又赐封他为“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乾隆皇帝还经常登门拜访章嘉国师，或谈国事，或叙友谊，或论佛法，有时免除封建繁缛礼节，显得异常亲切。乾隆帝以九五之尊，拜章嘉国师为师，学习藏语，听受显密教法，受胜乐灌顶，在佛学方面达到了可谓精深的程度。

章嘉国师不负乾隆之优渥，他为清朝的统一大业和文化宗教交流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如在文化交流方面，章嘉活佛奉乾隆之命，兴建寺院，广译佛经。在北京及热河（今河北承德）主持兴建了一批藏传佛教寺院，并改建了北京的雍和宫，重修了西黄寺等；同时用多种文字翻译佛教经典，如用蒙文翻译了《大藏经·丹珠尔》，用满文翻译了《大藏经·甘珠尔》，用藏文翻译了《首楞严经》，还创制了满文经咒新字，主持编纂了《五体清文鉴》《同文韵统》等大型工具书，为促进我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章嘉国师致力于民族文化交流事业的同时，还成为乾隆帝处理蒙藏事务的高级参谋和得力助手，为乾隆皇帝处理好蒙藏地区的民族、宗教等事务献计献策，而且亲自参与和解决了许多宗教、民族问题，为协调民族关系、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章嘉活佛规劝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平息了喀尔喀蒙古的叛乱；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章嘉活佛奉旨赴西藏，主持寻访、认定了八世达赖喇嘛；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章嘉国师又自始至终参与了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等等。毋庸置疑，在清代四大活佛当中与乾隆皇帝私交最密的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对乾隆皇帝的边政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说藏传佛教是清中央王朝与蒙藏地区联系的一条纽带，那么，乾隆皇帝和章嘉国师便是维系这条纽带的重要人物。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四月初二，章嘉·若必多吉在五台山圆寂。乾隆帝听到章嘉国师去世的消息后大为悲恸，降旨以7000两黄金造金塔安置章嘉遗体，供奉于五台山镇海寺。随后给章嘉国师塑造镀金像一尊，与章嘉国师的遗物一同供奉于清宫雨花阁东配殿内，以为纪念。

自佛教东传到中国以来，一位藏传佛教高僧与一位封建帝王交往达60年之久，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可以说章嘉国师是历史上最受皇帝宠幸的僧人之一。从世俗意义上说，乾隆是一代帝王，是俗民的最高统治者，章嘉国师只是他的臣民，二人的关系是君臣关系，对这一点章嘉国师认识得十分清楚，所以，他在乾隆帝面前，诸事谦退，唯命是从，真正以帝心为心，以帝意为意。尽管章嘉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高度信任和宠遇，但他既无骄矜之态，又不喜揽权生事，如乾隆帝“尝以法司案卷令师（即章嘉）判决”，章嘉国师却以“此国之大政，皇上当与大臣讨论，非方外之人所干预也”之语相回绝，由此看来，章嘉国师对僧人不宜参与的一些世俗事务上，采取了相当谨慎的态度，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他却活动得游刃有余，平安无险，而且始终得到乾隆帝极高的信任与尊崇。

从宗教意义上说，章嘉国师与乾隆皇帝特殊的“师徒”关系，对促进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尤其是在汉地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蒙藏地区的僧俗首领视清朝皇帝为“文殊菩萨”的转世，乾隆也把自己比做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使自己身兼政教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统治成为政权与神权的高度结合物，进一步强化了对人民的统治。但章嘉国师作为给乾隆皇帝传授灌顶的上师，乾隆与章嘉具有师徒关系，“视师如佛”，“上师”在一个真正皈依的弟子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蒙藏地区的民族、宗教等方面，乾隆帝对章嘉国师的建议基本上是言听计从，如果乾隆帝作出不适合蒙藏地区稳定、发展的政治决策时，章嘉多以保护佛教的名义提出反对意见。由于章嘉国师侍从乾隆帝左右整整达半个世纪，所以在某些方面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其他几位格鲁派的领袖，连六世班禅大师也说：“比起章嘉呼图克图来，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人物，因为他一直在皇帝身边，对皇帝有很大的影响。皇帝赐给我和达赖喇嘛的恩典，大部分是由于章嘉喇嘛在朝廷里帮了忙。”

总之，三世章嘉·若必多吉自8岁进京至70岁圆寂，在宫廷任职60余年，经历了雍正、乾隆两朝。尤其在乾隆时期，他与乾隆这位阅尽了百年沧桑的清朝第四代皇帝自幼相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信任，在以后漫长的宗教、政治生涯中，不仅受乾隆帝之命广译佛经，兴建寺院，为促进我国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乾隆帝让他以清朝国师的身份，奔波于大漠南北、雪域高原，参与解决了许多民族、宗教问题，为清代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值得肯定的历史贡献，他的历史功绩将永垂史册。

他当过十世班禅大师的汉文教员

——记张定一先生

鲍义志

知道张定一先生的名字，是几年前看了著名藏族学者降边嘉措著的《班禅大师》一书。书中提到班禅大师曾有过一名叫张定一的汉文教员，是土族人。

因为同是土族人，张定一的名字便引起了我的注意。几经了解，知道张定一青年时代追求进步，1946年从南京奔赴解放区，恐怕是土族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老革命”了，一生经历颇为坎坷并充满了传奇色彩。

2010年11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在北京的一幢高层公寓里拜访了张定一先生。这年张先生已进入古稀之年，整七十岁了。他是几年前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上离休的，原籍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景阳乡。张先生精神矍烁，对家乡客人的来访，表现出由衷的热情。于是，在北京的日子里，我曾有许多个下午同张先生坐在一起，呷着家乡的青稞酒，听他侃侃而谈。张先生谈锋甚健，且有酒助谈兴，其情融融，不觉中窗外已是薄暮四合了。

张先生谈他曲折的人生经历，将我的思绪一会儿引入巴山蜀水，一会儿引到陕南密林，一会儿又引到神秘的雪域佛国。我惊异于他良好的记忆力：那些地名，那些和他共过患难的人名，他记得十分清楚。大悲大喜，风云沧桑，他娓娓道来，不动声色。

他谈起了班禅大师。第一次见到班禅大师时，张定一是西北民委藏民科科长。1954年7月16日，班禅大师一行131人，在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范明将军的偕同下离开西藏拉萨赴京，准备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此之前，同样出席这次盛会的达赖喇嘛和他一行183人，在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张经武将军偕同下，已于7月11日启程，经川藏公路进京。班禅大师一行走的是青藏古道，经那曲、格尔木、西宁、兰州到西安会同达赖喇嘛一行一道进京。

当时，青藏公路只是初步通到青海柴达木盆地的格尔木。从拉萨至格尔木，行程约1530公里，骑行驮运行期需一个月。为了使达赖班禅能按预定时间顺利安全抵京，遵循党中央、西北局、西南局的指示，两路沿途各省、市在沿线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张定一和西北局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罗明奉派从西安前来同青海省的同志们一道，在昆仑山顶迎候班禅大师一行的到来。

1954年8月12日下午，昆仑山顶鹅毛大雪漫天飘洒，如天花散落一般。班禅大师一行，人欢马叫来到可可西里湖畔。张定一这样叙述他第一次见到班禅大师的印象：班禅大师身穿黄缎皮袍，头戴黄色僧伽帽，脚穿赤铜长筒靴，满面红光，神采奕奕。一个英俊少年活佛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令人肃然起敬。下马后，他健步向欢迎的人群走来。早在这里迎候的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部长冀春光，西藏运输总队政委慕生忠、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罗明等迎上前去，向班禅大师敬献哈达，对大师不辞辛劳，千里跋涉来到可可西里表示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班禅大师接过哈达，笑容满面地说：“你们千里来迎接，万分辛苦了，我非常感谢。”

这年十世班禅大师才16岁，但他落落大方的举止和英俊端庄的仪容，给张定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张定一就和班禅大师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班禅大师赴京途中，在京开会期间，在离京参观时节，张定一作为西北民委的干部，参加了一系列接待和陪同工作。但这时，他和大师私人之间的接触还是比较少的。

1955年5月的一天，由于西北局撤销，已调中央统战部工作的张定一被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叫到办公室。汪锋明确告诉他，班禅大师这次来北京，提出要中央给他派一名政治教员，我们考虑用汉文教员的名义比较好。组织上决定让你去，你先考虑考虑。这事来得很突然，又事关重大，张定一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上世纪五十年代干部调动，是不允许讲什么条件的。几天后，汪锋同志就张定一此行的任务、注意事项及要求等作了具体指示后，张定一就偕他从兰州赶来新婚不久的藏族妻子，带着两箱书，在西宁赶上了返藏的班禅大师一行，踏上了赴藏的旅程。

在1954年12月21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班禅大师当选为副主席。此前，他还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通过在北京出席会议，班禅大师意识到，党中央对他委以重任，几百万藏族僧俗人民对他寄予厚望，历史赋予他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深感自己的知识太少了，尤其觉得，要当好一个国家领导人就要学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他决心学习汉语文，这是他在勤政殿接受毛主席接见时做过保证的。

班禅大师见到张定一到来，十分高兴，说：“好啊!我的干拉（藏语：老师）到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见张定一时都称“干拉”。在返藏的途中他们就开始了学习。一时没有合适的教材，张定一找到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小册子，从中选取有关内容，自己动手编了一个课本，他和班禅大师商定了一个学习计划，一天认一两个汉字，做到会读、会认、会写，两三年就可以掌握两三千汉字，就能阅读一般的文件和书报了。班禅大师有些焦急地说，得两三年时间，是不是太长了，我们可不可以抓紧点。张定一笑着说，行，我们抓紧学吧！但他知道，作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班禅大师有着繁多的政务，作为藏传佛教的最高领袖之一，他要参与许多佛事活动，还要用更多的时间去研读和学习浩繁的佛学经典的。

张定一教班禅大师的第一课是《东方红》，没过多久，大师便会读、写、认“东、方、红”三个字。他高兴地拿着他写的字，跑去告诉他的经师恩久活佛，说他头一天就超额了，多学了一个字。恩久活佛要他当场默写，班禅立即在纸上写下了“东、方、红”三个字，脸上显出了得意的神色，恩久活佛性格深沉，平时喜怒不外露，此刻也露出欣喜的笑容。

那本《我们伟大的祖国》小册子里，讲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介绍了祖国的山川名胜、地理知识，还有众多的兄弟民族、富饶的物产……班禅大师非常喜欢这本书，用黄缎包着，天天带在身边。由于经常翻阅，等他回到日喀则时，黄缎子全变了颜色。

班禅大师对张定一非常尊重。在回到日喀则后，专门在扎什伦布寺为张定一安排了一处住所。这个叫做金吉纳康的小院，原是班禅夏天坐经的地方，有一幢雕梁画栋幽静而又舒适的二层小楼。每个星期的二、三、五下午是约定的学习时间，除了有特殊紧急的工作和佛事安排，从不耽搁。在学习时间内，除了学习汉文，班禅大师还要求张定一给他读报纸，给他介绍各方面的情况；讲中国历史，讲中共党史，讲世界风云，讲领袖人物，讲时事政治。班禅大师对这些知识的渴望是十分迫切的，他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发问。聪慧的天赋，使他的学习进展很快，不到三个月时间，班禅大师已能读《西藏日报》上的简短文章了，他的学习热情就更高了，又提出增加时间，星期六下午也让张定一去讲课。

1957年底，中共日喀则分工委通知张定一去重庆第七中级党校学习。这样，他作为班禅大师汉文教员的使命便正式结束了。但从重庆学习回来以后，张定一被任命为日喀则分工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还是有许多机会和班禅大师见面，班禅大师还是经常找他去叙谈。

1959年，西藏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叛乱，班禅大师忧心如焚。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叛乱，对前去向他通报情况的日喀则分工委副书记胡冰和张定一说：“这场较量不可避免，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脓疮总是要破的，破了也好，西藏的事情反而好办一些，民主改革也可以提前进行了。”他笑着对胡冰说：“我的老师给我讲过毛主席的话：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他指着张定一说：“干拉，我学得好不好?”年轻的班禅大师在政治上已经显得成熟了，他经受住了这一场极严峻的考验。

在以后的年月里，张定一作为日喀则分工委统战部的干部，作为西藏区委统战部的干部，还多次陪同班禅大师赴京开会，赴内地参观。班禅大师那勤奋的学习精神，那高昂的爱国热情，给张定一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邓小平同志对班禅大师说，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张定一认为，班禅大师是当之无愧的。

1961年以后，班禅大师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常住北京。实际在这之前，班禅大师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到了批判斗争。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的职务被免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也被免去了。张定一和班禅大师一别就是14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班禅大师身陷囹圄达九年八个月之久，深受“四人帮”之流的迫害，张定一在西藏也历经磨难，但他始终牵念着他所敬爱的班禅大师。

1978年藏历年前后，已于前一年调回北京的张定一接到中央统战部的通知，说班禅大师以个人名义在民族宫请客，请他和夫人一齐出席，他才知道班禅大师已经恢复自由了。他和夫人赶去的时候，宴会还没有开始。班禅大师正在宴会厅旁的小厅里同应邀赴宴的阿沛·阿旺晋美、李维汉、杨静仁、平杰三等领导同志及他们的夫人热情交谈，一见张定一，大师的眼睛一亮，叫了一声“干拉”，上前就将还站在门口的张定一紧紧抱住了。班禅大师个子很高，将张定一抱得很紧。这是两个人历经磨难久别后的重逢，彼此心情都十分激动；班禅大师对张定一说：“你受苦了。”张定一眼眶湿润了，他说，“没啥，大师您还好吧！”“好，咱们能活着见面就好！”大师欣慰地说。

可张定一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欢聚，竟成了他和班禅大师之间的永诀。在宴席上，班禅大师对张定一说：“我到了北京，你也到了北京，你还是我的‘干拉’，要经常来啊！”可张定一看到大师重新恢复工作之后，作为国家领导人，经常忙于四处视察、开会、率团出访，便没有再去打扰班禅大师。直到1989年1月28日的噩耗传来，张定一才感到万分懊悔。他说，大师正值盛年，身体又那么好，我怎么能想到他会那么早就去了呢！不然，我是一定会多去看望他几次的啊！

谈起班禅大师的圆寂，张定一的心情依然十分悲痛。他说，大师一生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信仰的宗教，贯彻始终，坚定不渝。大师的高风亮节永远烛照着后来者。

张定一为他能有幸作为班禅大师的汉文教员曾陪伴大师多年而深感荣幸；尽管他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在缅怀班禅大师的同时，他希望他生活和工作过的西藏永远幸福和安定，他祝愿大师的灵童早日转世。他用一句藏语表达了他的心愿：扎西德勒！

土族先民鲜卑族的历史足迹

包福元

2008年9月份，笔者在北戴河参加青海省人大代表培训班后，组织了八位从事人大工作的同仁，到东北三省的葫芦岛市、鞍山市、沈阳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牡丹江市、哈尔滨市、黑河市、齐齐哈尔市、大兴安岭地区及漠河市考察人大工作。一路受到各地人大的热情接待，并相互交流了监督工作、代表工作及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方面的经验。既取得人大工作的经验，又有祖国地理、历史、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及现状的收获。特别是在黑龙江黑河市参观“瑷珲历史陈列馆”关于黑龙江流域古老民族的演变史和在内蒙古阿里河鄂伦春族鲜卑族博物馆中分别得知土族先民鲜卑族的历史足迹，有了新的粗略了解。现作简要陈述，仅供民族研究工作者参考。

鲜卑族和东胡族、室韦族、契丹族一样，同属蒙古族系中的一个古老民族。发祥兴安，林海为家。约在商周时期鲜卑的祖先们就生活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密林之中，以狩猎经济为主，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经漫长艰苦的发展，约到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年，在拓跋氏的带领下，在嘎仙洞一带建立起了部落联盟，后又发展成一个很大的部落联盟体，成为兴安岭北部森林民族中的霸主。再经近200年的发展，约到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末年，在著名首领推寅的带领下，离开世代居住的深山密林，带族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由狩猎经济转向游牧经济，迈出了民族强盛发展的决定性步伐。

1980年8月，考古学家在位于鄂伦春自治旗的嘎仙洞遗址文化堆积中发现了旧石器时期的砍砸器等文物，这是在嘎仙洞发现的最早的文化遗存。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森林狩猎先民就生活在这里，并找到了天然石洞为居住的好场所。

约在公元2世纪的东汉末年，拓跋鲜卑历经艰辛，不断扩展地域，加快扩展势力，再度迁至阴山河套地区，主动融入檀石槐鲜卑族部落联盟。后几经起伏，势力逐渐强盛，在其首领力微的统领下，于公元258年建立了以拓跋部落为主的部落大联盟。又经40多年的发展，于315年拓跋猗卢称“代王”，建立了拓跋氏“代”政权，社会过渡到奴隶制形态。又经30余年的立制度、定法律，代政权略具规模。公元376年前秦攻打代国，代亡。再经百余年的曲折发展，拓跋珪复兴代，不久迁都盛东，后建立新兴的北魏政权。地域在今内蒙古中部和山西北部地区。公元398年，著名的魏道武帝迁都平城。至太武帝拓跋焘时，经先后数十年的征战，统一北方草原和黄河流域，结束了百余年来中国北部分裂割据的局面。

拓跋焘太武帝于公元460年开始开凿云冈石窟。公元494年拓跋北魏政权迁都洛阳，开始开凿龙门石窟。公元495年始建嵩山少林寺，并开始大规模的改革，由游牧经济转向农耕经济，由奴隶制转向封建制，禁穿鲜卑等民族的服装，禁讲鲜卑语言，改鲜卑诸姓为汉姓，帝室拓跋改为元姓，禁止死后葬在北方等，推动了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成为与南朝对峙的强大北方王朝，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为隋唐盛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公元300年至440年，是各民族大融合、大征战时期，各部落争相扩张，互相掠夺以地盘、畜群为主的财产，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纷纷建立以各自部落为主要成员的政权组织。在这期间同时存在20多个国家，最著名的就有十六国。这些国家中由鲜卑族建立的国家就有拓跋氏的代国、后重起的北魏、慕容氏的前燕、西燕、后燕、南燕、吐谷浑以及乞伏氏西秦、秃发氏的南凉等九个大小不等、历史长短不等的王国。这些事实都证明，古老的鲜卑民族是一个勇于开拓、不断进取的民族之一。其中，慕容氏吐谷浑王国和秃发氏王国都定都在青海境内。现就在青海境内建都的两个鲜卑族王朝作一简述。

南凉王国秃发部的渊源。秃发部是从拓跋部中分离出来的一支，是拓跋圣武帝诘汾长子匹孤的后裔。诘汾死后，由被认为是诘汾与“天女”所生而有“神异”的力微即位，而作为长子的匹孤都不能继位，便率领所部从拓跋部落中分离，沿阴山一带向西迁徙。最初驻牧于内蒙古额济纳旗至宁夏北部一带，于公元256年至公元263年迁至河西走廊东部及湟水流域，与当地汉、羌各族杂居相处，逐渐形成以秃发为主，吸收匈奴、羌、汉及乙弗鲜卑、契翰、折掘、意云等部落，形成了“羌胡”联合体。为了区别于陇西、青海的其他鲜卑部落如乞伏氏、匹兰氏、吐谷浑氏，称为“河西鲜卑”。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成为河西一支强大的鲜卑部落。同时由于长期与河西其他少数民族通婚，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又与各民族关系日益密切，为秃发乌孤建立南凉政权奠定了基础。

公元397年，河西鲜卑秃发乌孤在廉川堡（今民和史纳）建立了南凉政权。后经历三王，迁都西平（今西宁）、乐都，在湟水流域立国，于公元414年被鲜卑王国西秦所灭。

慕容鲜卑部的迁徙及吐谷浑王国的始终。鲜卑族发祥于大兴安岭，以林海为家，由狩猎民族逐渐发展成为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之后，到秦汉时期，鲜卑族大部分占据于今内蒙古东北额尔古纳河以南，辽宁西喇木伦河以北的广大地域，臣服于匈奴，以游牧为主。公元91年，北匈奴为东汉耿夔击败西迁后，鲜卑族占据了漠北广大地区，未能迁走的十万余匈奴皆被吸收到鲜卑族内。从此，鲜卑成为匈奴之后的一个北方强大的民族。鲜卑各部为檀石槐统一，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联盟集团，分东、中、西三部陆续向西南推进。檀石槐死后，军事联盟瓦解。鲜卑族又分裂为若干个部落，其中东部主要是宇文部和慕容部。

慕容部从檀石槐部落联盟分出以后，于公元3世纪20年代迁往辽西，至慕容涉归时迁徙到今辽宁锦州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史称辽东鲜卑。慕容涉归有二子，长子庶出名吐谷浑，次子嫡出名慕容廆。涉归死后，由嫡子慕容廆接主统治其众。不久，兄弟俩即产生矛盾，引起吐谷浑率所属1700家西迁。吐谷浑西迁时间在公元283至289年。迁至今内蒙古河套以北的阴山山脉。这里原为匈奴故地，水草丰美。吐谷浑西迁之先，拓跋鲜卑徙牧于此，吐谷浑很难在此地长期居牧，在阴山一带游牧20多年后，又向西南迁徙。约于公元313年吐谷浑从阴山南迁陇西后，又西迁至枹罕西北（今甘肃临夏）及小积石山一带。这里自秦汉以来至十六国时期都是羌人分布的地带。吐谷浑以枹罕为桥头堡，向羌区进发，首先控制了与枹罕毗邻的甘南和青海的黄南地区，接着又向青海的海南、河源一带和四川西北地区扩展。在十六国时期，吐谷浑的统治范围基本上已经达到以甘南、黄南为中心，包括川西北和青海的海南、果洛北部的广大羌人地区。公元317年吐谷浑去世，享年72岁，留子60人，长子吐延。吐谷浑在羌人地区发展的过程，既是与羌人矛盾斗争的过程，同时也是与诸羌部落互相结合融合的过程。吐延被羌酋姜聪所刺，就是与羌人之间征服与反征服，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反映。

吐延死后，其子叶延继主位。叶延受中原传统汉文化的影响较深。为尊祖，遂以祖父吐谷浑的名字为姓氏。建立政权后，又以“吐谷浑”作为国号。叶延约于公元330年建立政权，基本缓解了与当地羌人的尖锐矛盾，建立了以吐谷浑为中心的与诸羌豪酋的联合政权。

吐谷浑自辽东西迁历经五十余年的迁徙、征战，历三代人的发展建立了吐谷浑王国。建国后经十六国南北朝期间与鲜卑诸国及其他政权的相互征战，北魏的多次攻打，疆域由小到大，后来到隋唐时的长期征服与反征服的战争，立于不败之地。到唐朝兴盛期成为唐王朝的附属国，再经吐蕃王朝的兴起，唐蕃相互利用，唐蕃联姻等，加之吐谷浑自身的衰败，于公元660年吐蕃开始大举进攻吐谷浑，至公元688年吐谷浑被吐蕃占领。吐谷浑王室及部分属民迁离青海，但大多数部众仍留在故地繁衍生息，与其他民族相融合，发展成为今日的土族。

吐谷浑王后

——弘化公主墓解谜

李占忠

弘化公主，又名弘化大长公主，武则天称帝时赐姓武，封大周西平大长公主，生于唐武德五年（622年），为唐宗室淮阳王李道明之女，18岁时嫁于吐谷浑王诺曷钵。是唐王朝外嫁少数民族，实行“和亲”政策的诸多宗室女中的第一位。其墓在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南营乡青嘴喇嘛湾，北距武威城20公里。这里地处祁连山南麓，发源于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的冰沟河和大水河流经此地，形成两道湾，北湾叫青嘴，南湾叫喇嘛湾，两湾之间的一道山梁上分布着包括弘化公主墓在内的唐代吐谷浑墓葬群。因这座山梁没有名字，人们便统称这两湾一梁为青嘴喇嘛湾。准确地说，弘化公主墓在北湾，即青嘴。

吐谷浑是古代辽东少数民族慕容鲜卑的一支，自西晋太康年间（约公元280年以后）西迁，“度陇而西”，到了今甘肃南部的枹罕（临夏附近），不久又向南、向西扩展，达到今四川阿坝、松潘，青海都兰一带，建国于羌、氐故地。吐谷浑极盛时的疆域，东起甘肃西南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至今新疆若羌、且末，北越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一度还越过葱岭，攻入现在的阿富汗。此时的吐谷浑王国，东西长三千多里，南北宽千余里，统治中心在沙州浇河（今青海省贵德县）。在此范围，吐谷浑先后征服了一些羌族部落，同他们错落相居，与包括羌族在内的其他当地民族逐渐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与鲜卑族有所区别，不再把自己看作鲜卑了，而是成为一个新的民族集合体——吐谷浑人了。吐谷浑兴起在南北朝时期。至隋炀帝时，曾受隋军攻打，屡遭挫折。唐贞观八年（634年），吐蕃松赞干布“率羊同共击吐谷浑”，次年，又遭唐军攻击，吐谷浑大败，分裂为东西二部。西部吐谷浑由伏允次子率领西退，以新疆鄯善为中心，后降附吐蕃；东部吐谷浑由伏允长子慕容顺率领，以伏俟城（今青海省共和县境内的铁卜加古城）为中心，依附于唐。唐王朝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因慕容顺在朝中为质，久居中土，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登位后急于进行改革，激化了内部矛盾，被其臣下所杀。唐朝廷又立其子燕王诺曷钵为吐谷浑王，封其为河源郡王，称“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后又改封为“青海国王”）。他颁行唐朝历法，奉唐朝年号，并遣子入朝为侍。贞观十年（636年）腊月，诺曷钵赴唐都长安觐谒唐太宗并请婚，太宗以宗室女弘化公主相许。贞观十三年（639年）冬，诺曷钵到长安迎娶公主。翌年二月，唐太宗派遣左骁卫将军淮阳王李道明送亲，并陪送了大量珍贵妆奁。从此，吐谷浑与唐王朝的关系日益亲密。10年后的唐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李治继位，封诺曷钵为附马都尉。次年，诺曷钵遣使向朝廷敬献骏马。永徽三年（653年），弘化公主请求入朝省亲，唐高宗派左骁卫将军鲜于匡济前往迎接。十一月，弘化公主和诺曷钵到达长安，朝见了高宗。弘化公主是唐代外嫁的十几位公主中唯一回过长安的公主。高宗优礼相待，又以宗室女金城县主赐嫁诺曷钵长子慕容忠，金明县主赐嫁诺曷钵次子。公元663年，吐蕃击溃吐谷浑，诺曷钵携弘化公主率残部几千帐逃至凉州，向唐求救。但因唐军救援不力，致使立国351年之久的吐谷浑王国遭到灭亡。唐朝曾于咸亨元年（670）派薛仁贵带兵攻击吐蕃军，打算护送诺曷钵回归故国。可是，薛仁贵被吐蕃军大败于大非川（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切吉乡旷原），唐军几乎全军覆没，吐谷浑复国的希望破灭。咸亨三年（672年），唐朝将诺曷钵迁到鄯州（今青海乐都）大通河之南。诺曷钵惧怕吐蕃，不安其居。唐又将其徙于灵州（今宁夏同心一带）。弘化公主在吐谷浑生活了58年，于唐圣历元年（698年）病逝于灵州东衙之私第，享年76岁。于次年初迁葬于凉州。

清同治年间，回民起事，当地民众纷纷入山挖窑洞避难。一梁姓人家凑巧挖中了公主墓葬。点火一看，只见墓室中金碧辉煌，墓壁绘满壁画，随葬物品很多。除有彩绘的木俑、木马、木骆驼等大批木器外，还有不少的铜器和金玉珠宝。梁氏将金银珠宝盗去，发了一笔横财。从此以后，公主墓的厄运接踵而来，但人们只注重金银珠宝的寻找，绝大部分珍贵文物包括墓志铭在内却未遭大的破坏，保存尚好。人们也不知道这就是公主墓。直到民国4年（1915年）4月，公主墓又被当地人掘开，发现了墓志铭，并将其藏匿起来，密不告人。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不长，方圆数十里便家喻户晓，前往掘墓者家参观墓志铭者络绎不绝，犹如赶庙会一般。当时的武威知县唐敷镕是个颇有见识的官吏，他认为凉州为西陲重镇，必有先朝碑刻埋藏于地下，吩咐商务会长贾坛四处寻访。恰好贾坛又酷爱金石，得知弘化公主墓志铭出土，立即乘车前往，将其载回，放置武威文昌宫保存。

弘化公主墓志铭为正方形，边长68厘米，厚6厘米，由志盖和志底两部分组成。志盖正中篆书“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3行9字，四周雕刻缠枝草叶花纹图案。雕刻极为精美。志底文字25行，满行24字，字体端庄秀丽，展示出盛唐时期的书法艺术之美。其文如下：

大周故弘化大长公主李氏，赐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长公主墓志铭并序。

成均进士云骑尉吴兴姚晷撰公主，陇西成纪人也。即大唐太宗文武圣皇帝之女也。家声祖德，造天地而运阴阳；履翼握裒，礼神祗而悬日月。大长公主诞灵帝女，秀奇质于莲波，托体王姬，湛清仪于桂魄，公宫票训，沐胎教之宸猷；姒幄承规，挺璇闱之睿敏。以贞观十七年，出降于青海国王勤豆可汗慕容诺贺钵。

其人也，帝文命之灵苗，斟寻氏之洪胤；同金日胆之入侍，献款归诚，类去病之辞家，怀忠奋节。我大周以曾沙纫地练石张天，万物于是惟新，三尤以之再朗。

主乃赐同圣族，改号西平。光宠盛于厘妫，徽猷高于乙妹。岂谓巽凤清急，驰巢驷之晨尤，阅水分流，徙藏舟之夜壑。以圣历元年五月三日寝疾，甍于灵州东衙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六。既而延平水竭，惜龙剑之孤飞：秦氏楼倾，随凤箫而长往。以圣历二年三月十八日葬于凉州南阳晖谷冶城之山岗，礼也。

吾王，亦先时启殡，主乃别建陵垣，异周公合葬之仪，非诗人同穴之咏。嗣第五子右鹰扬卫大将军、宣王万等，痛深栾棘，愿宅址而斯安，情切蓼莪，惭陟屺而无逮。抚幽埏而掩泗。更益充穷，奉遗泽而增哀，弥深眷恋，以为德音无沫，思载笔而垂荣，兰桂有芬，资纪言而方远。庶乎千秋万岁，无惭节女之陵，九原三壤，不谢贞姬之墓。其铭曰：

瑶水诞德，巫山挺神，帝女爰降，王姬下姻，燕筐含玉，门膀题银，珈珩鼠 ，轩佩庄鳞。其一。与善乖验，竟欺遐寿，返魄无征，神香徒有，婺彩潜翳，电光非久，脸碎芙蓉，茄妻杨柳。其二。牛岗辟壤，马鬣开坟，黛柏含雾，苍松起云，立言载笔，纪德垂薰，愿承荣于不朽，庶传芳于未闻。其三。

此后，当地群众填塞了盗洞，使墓内公主遗骨及大批文物得以保存。同时，又在墓旁山冈上建造了公主庙，绘画了公主像，远近群众经常前往祭拜，一年四季香火不断。不幸的是，这座庙宇毁于1927年的大地震。

后来，由于疏于管理，加之群众随意掘墓取砖，破坏墓穴，并将大批彩绘木俑及陶瓷器物扔在山下，惨遭破坏。这些文物虽遭损失，但墓室还基本完好，壁画也仍然存在。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弘化公主墓又惨遭劫难。为了砌炼钢炉取砖，这个南北长4．4米，东西宽4．08米，高约5米的坚固墓室，被拆得七零八落，仅存周围2米左右高的残断墓壁和依稀可见的彩绘立像残段。

从此，公主墓被冷落了20余年。至1980年，全国各项工作拨乱反正，走向正确轨道。当时的武威县文管会以调查保护，摸清文物底子为目的，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对弘化公主墓进行了清理。从是年7月18日至22日，虽然仅仅用了4天时间，但收获却出乎人们的预料。原武威县文管会干部黎大祥先生在其载于《陇右文博》（1996年第一期）的《武威青嘴喇嘛湾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一文中对弘化公主墓的清理情况作了详细的记载，现根据这一记载简述如下：

一、墓葬形制

墓道向南，方向160，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为斜坡式，原长度不详，实际挖2米，宽1.4米，墓道最低处距现地表11米。甬道呈洞式，在墓室南壁中略偏东，长2.54米，宽1.8米。甬道用平砖叠砌，砖缝相错。道内填满淤土，墓门前底层有封门砖。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顶已塌，在墓壁东面有盗洞，盗洞内外塞满卵石，可能是盗墓时所用，盗后又用卵石堵塞盗洞口。墓室东西长4.58米，南北宽4.4米，现存墓壁残高2.05米。四壁用条砖砌成。墓顶用长31厘米、宽16厘米的六瓣莲花砖封顶。墓底用边长36厘米的方砖平铺。墓室原用白灰粉壁，绘有彩色壁画，因多次被盗，壁画已全部剥落。木棺和骨架都已散乱，但遗骨尚全。尚存50多件彩绘木俑、木器残件和丝织品残片。

二、随葬物品

1.彩绘木俑

站立男侍俑14件，其中一件由头、身、四肢几部分雕刻后组合而成。两手握拳举于胸前，身着方领大衣，长至膝下，腰系带，长发梳于后，目光注视前方。通高64厘米。有11件（其中2件头残）每件都是用整块木料雕刻而成。头戴风帽，身披风衣，内衣系腰带，一手举于胸前。其中以右手举于胸前者9件；有2件帽及内衣为蓝色，风衣为玫瑰色；3件帽及内衣用木质本色，腰带黑色，风衣底色为蓝色，上用红色彩画；2件帽为赭色，风衣为蓝色；另有2件全为蓝色。以左手举手胸前的2件，帽为赭色，风衣为蓝色。以上11件木俑形制、大小基本相同，通高25—27厘米。另有2件均为头戴幞头，身着宽袖长袍，腰系带，带有结，两手举于胸前，头下垂。通高27厘米。

站立女侍俑12件，其中5件形制相同，面部残损，梳高髻，宽袖长袍，腰系带，两手举于胸前，头向下垂。通高26—27厘米。另有7件分为两类：一类3件，两发髻下垂于两耳旁，身着窄袖长袍，腰系带，两手后背；一类2件，高发髻，头向下垂，穿长袍，两手后背。

半身高髻女侍俑7件。发髻分为三类：（1）发髻朝前，两边发较长，后发下垂；（2）发髻朝前，两边发较短，后发翘起；（3）发髻朝前，两边发和后发较长，往下披。

俑身20件，一部分雕刻较细，颈、肩都雕出，穿长裙，彩绘，高22—24厘米；一部分雕刻较粗，未加彩绘，高24—26厘米。

男侍俑头1件，头戴幞头，立眼高鼻，面目英俊，雕刻生动。高13厘米。

另有木俑头、臂、腿多件，残不成形。

2.彩绘木雕动物及木器残件

马俑残件中有2件马头保存较好，雕刻生动。另有大小不一的马腿、马耳、马尾多件，已不成形。

骆驼俑残件中有大型骆驼头1件，保存完整，形象逼真，长20厘米，高7．5厘米；小型骆驼头3件，长8厘米。另有大小不等的驼腿、驼尾残件多件，已不成形。

彩绘木器残片多件，辨不出形状，上绘花卉，色泽鲜艳，画面清晰开朗。每片残件大约为8×10厘米。

3.漆器残件

圆漆盘残件，直径38厘米，厚1厘米，木胎，内外皆漆黑色。方漆盘残件，长度不详，宽36厘米，木胎，内外皆黑漆。其他漆器残件均为木胎黑漆，中间有嵌银的飞燕、鸽、鸭及花卉图案。

4.织物残片

织锦残片：经线赭色，纬线淡黄色，双经单纬，纬线提花，制作精良，韧性强，具有厚软之感。

花绢残片：印花绢残片为绿底色，黄花，组织细密，质地较厚；黄色菱纹绢残片，遍地小形菱花，质地较厚；黄色人字纹绢残片，经纬线较粗，质地厚而纹饰显；绿色菱纹绢残片，菱纹浮于绢面，图案较大。

绮残片：红色菱纹绮残片，色泽鲜艳，遍地小形菱花；黄色菱纹绮残片，质地厚，组织细密，菱形花纹较大但不太鲜明。

红、绿色纱残片：色泽鲜艳，细薄透亮。

从弘化公主的墓志、出土的随葬品以及墓葬的结构、形制等，可以看出吐谷浑民族的丧葬习俗。墓室为单室砖券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为斜坡式，甬道及墓室呈过洞式，以条砖叠砌，室内有棺床。随葬物多以木器为主，并有漆器、陶器、瓷器、骨器、铜器以及大量的丝织品和金银珠宝。在木器中，除男女侍俑反映了王族的奢华外，马、驼及家禽之类随葬较多，反映了吐谷浑民族“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室，以肉酪为粮”的游牧生活。墓志中记载的“别建陵垣，异周公合葬之仪”，“牛岗开壤，马鬣开坟”概括了吐谷浑不同于中原汉族“夫妻同穴”的独特习俗。

出土的彩绘木俑，造型生动，神态逼真，为研究唐代的雕刻艺术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同时也是难得的艺术珍品。漆器和镶嵌银花的漆器，虽大部已残，但仍可看出高超的工艺水平。从丝织品残物可以看出，锦、绢、绮的质地细密牢固，提花准确，颜色搭配得当，彩色鲜艳，纱薄细透明，艳丽无比，反映了唐代精湛的织丝技艺。吐谷浑长期居于甘、青、新一带，位于丝绸之路要道，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这些文物，既是唐代丝路贸易发达的实物见证，也是吐唐友好交往的实物见证。

明代土族名将李英

崔永红

明代在西北地区广泛推行土官制度。河湟地区土官众多，其中名气最大的是李氏土官。李氏出了两位正一品武官伯爵，李英便是其中之一。李英曾官至右军都督府左都督，受封会宁伯。其后裔代代袭封品级不同的土官，从而使李氏不仅成为土族中的世族大姓，而且发展成为明清两代500多年间青海最有势力的地方豪族之一，其家族对青海的历史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李英（公元1382年—1442年），字士杰，世居今民和县上川口。关于李英祖先的世系、官衔等，清初成书的李氏家谱及某些志书的记载多附会和伪造，如奉唐末沙陀族晋王李克用为始祖，说李英祖先在元代就身居显官要职等，均难以令人相信，这些已为不少学者所指出。明宣德五至六年（公元1430年—1431年）户部右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金幼孜所撰《会宁伯李公（南哥）墓志铭》，因成文较早，对李氏祖先的历史尚无伪造迹象，内容质朴可信。这篇墓志铭收在《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金文靖集》中，近王继光先生撰写《跋李南哥墓志》一文，引述墓志全文并作了详尽考证，可参阅（见《青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据碑文记载，李英家族之“先世居西夏，后有居西宁者，遂占籍为西宁人”，不是什么“世长西夏”的皇室后裔。李英的曾祖是梅的古，祖管吉禄，父李南哥，李南哥“姿貌丰伟，性质直，自幼志气超卓，为乡人所推。比长，颇习武事，番族部落皆信爱之”。俨然是一名颇受当地少数民族部落拥戴，有一定势力的一方豪杰，而不是什么“元西宁州同知”之类的大官。李南哥明初归附，被明授给“西宁卫管军土官所镇抚”之职。所镇抚是明代武职世官九等中的最末一等，位在试百户之下，秩从六品，其职掌“无狱事，则管军。百户缺，则代之”。后李南哥效忠朝廷，说服申中、西纳等藏族部落首领归服明朝，还曾奉命深入到今柴达木西部，为安定、阿端、曲先三卫的设置以及说服这些卫向朝廷定期纳马作出了一定贡献，此外，还多次随官军征讨不愿服从明朝统治的地方势力，故由所镇抚升为西宁卫卫镇抚（从五品），明永乐元年（1403年）又以功升为西宁卫土官世袭指挥佥事（正四品），明永乐五年，因老辞职，以子英代其职。

李英袭父职任西宁指挥佥事，时刚满25岁，正是血气方刚之时。他自幼聪慧不凡，喜欢学文习武，长大成人后，体貌魁梧，臂力过人，精于骑射。当时明朝经常与北元蒙古作战，这就为李英发挥能征善战的特长提供了机遇。

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土官指挥佥事李英与百户张显、藏族把沙族等110族头目却约思等赴京贡马，受到等级不同的赏赐。次年，随成祖北征蒙古，返回后，论功行赏，李英升指挥同知（从三品武官）。

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八月庚午，甘肃凉州永昌一带的土鞑军民在首领老的罕领导下反明，移屯长城山口，成祖敕令甘肃总兵官等严防，并令西宁卫土官指挥同知李英调精壮土军赴野马川（今八宝河，在祁连县境）预为防备。10天后，老的罕等自长城山口出逃，向野马川奔来。明军随后追杀，老的罕所部遭受重大伤亡，这时李英奉命率兵追捕，与老的罕所部大战于讨赖川（今托来川，在甘肃酒泉南），李英获全胜，斩首300余级，生擒60余人，又乘胜雪夜穷追，将逃跑的人全部俘获。三个月后，传来敕谕，西宁卫指挥同知李英以“能效劳剿戮叛寇”的军功，升为陕西行都司都指挥佥事，这是正三品武官。当时陕西行都司驻甘州（今甘肃张掖市），管辖甘州、凉州、肃州、西宁、庄浪等12个卫和古浪等3个守御千户所。

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由于李英的检举揭发，使依仗权势谋取私利，在西宁地区为恶多年的张答里麻伏法。张答里麻是前面提到的百户张显之子，为人机警，善应对，精通汉藏书译，被提拔为僧官。后因得到明成祖赏识，被授左觉义，遂骄奢放纵，胡作非为。番僧们凡要朝贡者，必先通过答里麻，他们倘或得到封赏，答里麻必说是由于他的缘故。张氏还利用职权冒请护持度牒，拘留国师等的诰印图书，招纳流亡，与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交通，侵夺各寺院的山园、土地等。张氏父子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以致西宁不少僧俗民众只知有张氏，不知有朝廷。李英亲自向朝廷告发其事。这年三月，僧录司左觉义张答里麻与其父张显均被磔于市，即受车裂之刑而死，家产被充公。《明史》卷一五六《李英传》称这件事发生后“西陲快之”，可见李英此举大得人心。

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三月，李英随驾北征蒙古阿鲁台部，返回途中，成祖将李英召到帐中，询问西部风土人情，李英一一作答，并乘间请求在西宁修建一座真武庙，“以为边人岁时祝寿祷祈之所”，得到允准。此庙于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竣工之后，宣宗敕赐观名曰“广福”，敕赐观额曰“广福”。据考，广福观在今西宁市城中区西宁一中所在处，今观门街即由位于广福观门前而得名。李英于永乐年间屡从征漠北，“累勋积劳，有宝刀名马之赐。”《会宁伯李英神道碑》还记宝刀名叫“绣春”云。据民和县档案馆所藏永乐皇帝诏书抄件，永乐还曾赐给李英镀金铜六十二佛八叶莲一尊，以及株红漆金鞘镀金铜事件等物（参见王继光《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8月版），可见李英曾深得朱棣的器重和赏识。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四月，李英再次从成祖北征。七月成祖病死于返途。八月，仁宗即位，赐给李英钱钞和丝织品等物。九月，李英因屡次从征漠北有功，由陕西行都司都指挥佥事升为都指挥同知，这是从二品武官。

这一年，朝廷使者内官乔来喜、邓诚等出使西域，途经安定、曲先等地段时，遭到抢劫，并且被杀毙命。仁宗闻讯大怒，命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同知李英和必里卫土官指挥康寿迅速查清并进讨劫杀朝使的“贼人”。李英等经查询得知，杀朝使之事实是安定卫指挥哈三之孙散哥和曲先卫指挥散即思、卜答忽等所为。遂请准仁宗，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八月，亲率西宁诸卫及隆奔等十二番族之兵进讨安定、曲先卫地（今海西州西部）。作案之人闻讯惊遁，李英率部追击，越过昆仑山，到雅令阔地方（约今可可西里一带），与安定卫的党锁南等交锋。李英等获胜，斩首480余级，生擒700余人，获驼马牛14万有奇。“余寇畏威远遁”，李英等班师返回。朝廷闻捷后，宣宗敕谕李英、康寿曰：“尔等祗事我皇祖太宗文皇帝摅忠竭诚，奋志效力，屡著勋劳，游加爵秩。我皇考仁宗昭皇帝嗣承天位，以安定等处番寇杀害朝使，劫夺财物，特敕尔等率兵剿戮，除害安民。尔等能敬恭朝命，益殚智谋，奋勇敢先，躬率壮士，深入寇穴，剪戮擒获男女千有余人，得其驼马牛羊十有三万。使凶寇灭迹，良善安居，道路往来，永无患害。眷尔忠勤，深用嘉悦。朕嗣位之初，方任将帅，以靖边境，使皆如尔等尽心尽力，何寇不灭，何功不成?虽古良将又何过也?今特遣礼部主事杨镛宴劳尔等。所获人口马驼悉送京师，牛羊就彼给赏随征将士。尔等驰驿来朝，以副朕怀。故谕。”冬十月，李英将所获安定卫孩童15人及马驼送至京城，宣宗说：“番人作过，不得已征之，得其首恶足矣，童子何罪?即遣本土，无父母者，付各卫令善养之。马驼付御马监。”数日后，以征安定、曲先功；李英由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同知升为右军都督府左都督，食禄不视事，给世袭诰命，并赐织金袭衣、钞、银、彩币（帛）表里。

左都督是正二品武官，明代全国共设有中、左、右、前、后五个都督府，均听于兵部。右军都督府所管有在京5卫、在外7都司，即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云南都司、贵州都司、四川都司、四川行都司、广西都司。李英享受右都督府左都督的待遇，但不必管具体军务。

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九月戊申，“封右军都督府左都督李英为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会宁伯，食禄一千一百石，给赐铁券，赠其三代及妻。”（《宣宗实录》卷三一）

这里需要解释几句。“推诚宣力武臣”是封号，一般武臣称“宣力武臣”，文臣称“守正文臣”，此四字之前加的词语按功劳大小、品级高低有不同的等级区别。李英的封号属第四等中偏低者。“特进荣禄大夫”是散阶，是一种荣誉性虚衔。明代武官散阶共有30级，这是第一级，与正一品官相对应。“柱国”是勋级，是给予作战有功者的荣誉称号，明代勋级共有12级，最高的是“左右柱国”，第二级便是“柱国”。“会宁伯”是爵号。明初爵号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中期以后只保留公、侯、伯三等，伯是第三等爵。明代爵号一般不似唐宋时多用地名，而改用美善的懿称。“会宁”、“高阳”等均是懿称。所谓“赠其三代及妻”，就是说，李英的父、祖、曾祖，活的可封为会宁伯，已死的可追赠为会宁伯。其母、祖母、曾祖母和妻均可封赠为夫人。妻之封，限一嫡一继。李英妻朵氏和继配夏氏都受封为夫人。“食禄一千一百石”是一年的俸禄。据宣德二年十月庚辰令，李英岁禄一千一百石中，“三分米麦兼支”，在西宁卫就近支给。即是说，1100石中的30％支给米和麦，其余70％可以折兑成银钞发给。所谓“给赐诰券”，就是分别颁给诰命和刻有诰命“制”文的铁券。明制，封五品以上的官称诰封，六品以下的称敕封。一品官颁四轴诰命，分别给其本身及其父、祖、曾祖。明制，凡有封号、爵号者都颁给铁券。凡铁券，均制成左右两件，左藏内府，右给功臣家。功臣子孙袭替时必须将在家的一件上交吏部，吏部经一系列考核后，再决定是否袭替。铁券上刻的内容与宣德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宣帝的“制”书应基本一致。制书全文据李鸿仪所编《西夏李氏世谱》（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所录是这样的：“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维人臣能效劳于国者，必有封爵以贵之，所以彰其绩，报其勤，至公之道也。尔右军都督府左都督李英，蕴器深宏，秉性方直，世守西土，效忠朝廷，事我皇祖皇考，屡著勤诚。及朕纂承大统，益克尽臣职。尝效劳于征伐，亦殚力于抚绥。踌厥勋庸，宣隆恩命。今特授尔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会宁伯，食禄一千一百石，子孙世袭。仍与尔誓，除谋逆不宥，其余杂犯死罪，免尔一死，以报尔功。于戏，锡爵推恩，固国家逮下之典，建劝奉职；实臣子事君之忠。朕既不忘尔功，尔亦毋忘朕训，永保富贵，益励贞诚。钦哉。”

伴随着仕途上的一帆风顺，步步高升，李英渐渐有点飘飘然。《明史·李英传》说他“恃功自傲，所为多不法”，他依仗权势先后招纳700余户逃亡的军户、民户，多占公私田产，置应垦殖。西宁镇守官史昭奏李英父子有异志。李南哥立即上书辩白。次年，李南哥以92岁高龄，“匍匐万里”，进京贡物，表示对朝廷没有二心。宣宗以其忠诚可嘉，下敕书对李氏父子好言抚慰，赐银、帛等物，遣其西归。只将李家招纳的逃户籍没入官了事。李英有错却未受到应有的触动，仍不知检点。他当了一品官后，朝廷在京城拨给他一所住宅、百顷良田。他住进北京后，向朝廷提出无理要求，要在西宁卫曾随成祖北征的500名官军中挑选50名赴京给他当随从。朝廷以无这种先例驳回。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他再次上书提出同一要求，兵部弹劾他的无理要求属违法，理应治罪，但宣宗再次姑息，说：“此见其无状之心。履霜之训，以防微也。勿与，亦不必罪。”使李英更加骄横。

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西宁卫土官指挥同知祁震病死，其嫡子祁成应袭职，但祁成年幼，祁震庶弟之子祁监藏与祁成争袭。监藏是李英的外甥，因为有李英的支持而处于优势。祁震的叔父祁太平想主持公道，于是赴京申辩。李英嫌祁太平多管闲事，便暗中派人将祁太平及其义子强扭至家狠命殴打，致使祁太平重伤，其义子身亡。此事在北京闹得满城风雨，朝廷御史、给事中交章弹劾，说李英身为高官，“逞凶作威，杀无罪人”。并将李英多年来招纳叛亡的事抖出来，说“其家人皆号总管名色，有不臣之心。春秋之法人臣无将。今英罪恶已著，宜下法司，明正国典。”宣帝命锦衣卫将李英及殴打祁太平父子之人逮捕入狱，按律治罪。由于李英民愤较大，数罪并罚，被判为死刑。但李英有免死一次的铁券，并未立即执行死刑。5年后，即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三月，英宗下令免去李英死罪，革去会宁伯爵位及所有官职，释放回家。正统七年，李英上书“以艰窘自称”，朝廷念他曾有军功，准予每月发给俸粮5石，终养天年。但八月宣布的这一决定，十月二十七日李英即病逝于家，终年60岁。李英死后，他的庶长子李昶袭职，累官至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屡分典营务，以严慎称”。李昶子李巩为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进士，历官至尚宝司丞。李英是一名善于作战的武将，他效忠朝廷，在多次作战中，亲冒矢石，冲锋陷阵，立下了军功，深得明成祖、仁宗、宣宗的赏识，一步步获得了高官厚禄。他为保卫明朝北部边境的安全，维护西北地区社会的安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功成名就以后，又犯了骄横霸道的错误，终丢官弃爵，险些性命不保。他身上值得今人深思的历史教训深焉。

胡胡喇嘛传

辛 夷

他胡胡喇嘛，生得单条、精干，长葫模样，扎耳朵，楞鼻梁，薄嘴唇，童颜，皓发，白胡须，微笑中蕴寓着善良，眼神中闪动着聪颖，是“土族之乡”最典型的文僧形象。留给作者印象最深的还是横置在他额头上的那八道淡淡的寿纹。

土族经书认为，“八”是定数。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很讲究一个“八”字：八仙庆寿、八步莲花、八个马儿跑、八方庄稼好……连点的神灯、供的净水碗、捻的佛珠、磕的等身长头等，都要带个“八”，凑够108，以示吉祥如意。胡胡喇嘛眉宇间的那八条寿纹也许正应了这一点。他的八福八贵、八灾八难，全都写在那八条神奇的寿纹上……

公元1917年，民和县官亭镇吕豆世昌、何迎春花夫妇生下一个胖娃娃。两口子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做梦都逗着宝宝玩。转眼长到两岁，吕氏家族的喇嘛爷爷洛藏素仲看上了这个娃娃，于是，就抱到崖尔寺，取僧名索南达尔吉，成为全寺最小的“万德”（小僧人），刚刚懂事就开始学经法。这段童年生活留给他的是美好、甜蜜的回忆。

学经时，爷爷手里提着鞭子，他像只温顺的羊羔，端端正正坐着读经文。有时，爷爷将他领到房顶上，监视着他把学过的经一遍一遍地背诵，直到滚瓜烂熟；每当学罢经，爷孙俩便开始了最欢快的娱乐生活：他由羔羊变成英勇的骑士，爷爷乐呵呵地爬在地上，用双手和两个膝走路，驮着孙子玩耍。待骑马的游戏玩腻了，爷孙俩便装扮成老虎，互相在身上、脸上亲昵地啃咬着，嘴里喊着：“虎爷爷”!“虎孙孙”，享受着天伦之乐。

胡胡喇嘛虽非神童，倒也聪颖，15岁时便学完崖寺、悟释寺、卡地卡哇寺、杏尔寺等五大堡三川著名寺院所珍藏的全部经典，连崖寺“莫蓝法会”上最难念的四部大论《刚索》《桑堆》《当久》《贡柔》也背诵如流，并很快当上了“文扎”，成为领经僧。

……

这歌声凄楚悲凉：

肉吃时肉香，

茶喝时茶香。

肉吃罢时骨头剩了，

茶喝罢时茶叶剩了，

空房里我一个人剩了……

这歌声挫断柔肠：

喝酒时高把子酒杯没有了，

抽烟时长杆子烟瓶没有了，

找情人时神驹般的汉子没有了……

这歌声预示着灾殃：

严霜已经酷降，

山菊只能等着死；

彤弓已经拉响，

鹿羔只能等着死；

密网已经开张，

鱼儿只能等着死；

……

歌声，使黄河悲咽，龙山流泪，凤岭伤心。

歌声，发自胡胡喇嘛年轻嫂子的肺腑，叙述着他家骤然从天而降的祸端：他哥哥患紧阵子病死掉了。坟头的土还没干，族长就逼着嫂子改嫁。父母离不开善良、孝顺的儿媳，哭得死去活来——突然间要割下两块心尖尖上的肉，老人们怎能受得了啊!嫂子悲歌声声，她说：“山丹丹只能在石崖上吐香，凤鸟只能在杏林里飞翔。踏出吕家的门槛，我就要跳到黄河里去寻短碰长!”此时，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挽回这个家庭的厄运——胡胡喇嘛还俗，娶嫂子为妻。这样，按土族习俗族长就没法干预了!

胡胡喇嘛已经27岁，度过25年佛门生涯。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佛规禅理的导引，极乐世界的惑诱，使他纯净的灵魂似乎已经登上了五彩斑斓的祥云，在圣空飘游，寻觅着佛门人神圣的归宿。他的精神世界很充实，充实得忘却了尘世，充实得在僧俗之间、男女之间筑起了一堵厚厚的高墙。如今猛回首，俯瞰家庭悲剧，胡胡喇嘛的心碎了：佛性、人性搅在一起，弄得他日夜不得宁神。两下里较量的结果，他决定向神佛忏悔，去搭救爹娘和嫂子。

胡胡喇嘛是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离开寺院的：向神佛磕一个等身长头，向后退一步，再向神佛磕一个等身长头，向后退一步……就这样，步步后退，退到离寺院20多里的家中……

胡胡喇嘛的俗世生活几乎同香港著名歌星张明敏所唱的《中国心》一个样：“俗装虽然穿在身，我心永远是喇嘛心”。他将家里的一间房子改为佛堂，按时抓灯、煨桑、磕头……不但休息时念经，就连走路、干活也心不离佛，口不离经。有这样一个故事：

时间：1958年炎夏。

地点：享堂地区兰青铁路修建工地。

五大堡三川民工的伙房旁边。露天坡地上支着两口烧开水的大锅，灶膛里燃烧着大块大块的窑街炭。胡胡喇嘛身穿俗装，嘴上捂着一块毛巾，正用力拉动着一个很大的风匣。推进去，风声雷动；拉出来，火势腾腾。背后烈日暴晒，胸前炭火熏烤。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热得他大汗淋漓。“这么热，嘴上还捂着毛巾干啥?快取了吧!”领工劝说着。“日晒火烤就够呛了，还把嘴捂住，当心把你热死!”伙房里的同伴警告说。不管谁开口，胡胡喇嘛总是用那句话回答：“不捂住，风匣里出来的风要把我的嘴打下哩!”其实，并不是为了这一点，其中奥妙只有他自己知道。原来，拉风匣时心里念着经，害怕念时嘴皮动弹而被人发现，这才想出了一个绝招：用一块大毛巾将嘴捂住。胡胡喇嘛每想起这件事总觉着很得意：“从那年夏季至第二年腊月收工，我把学过的全部经文总共默诵了108遍。”他以胜利者的口气对我们说。

从1943年还俗到1979年，胡胡喇嘛已经度过36年俗人生活。这年他62岁。他为之还俗的“宁格尔”（老伴儿）虽然早已离世，但有儿子、儿媳和女儿，还有两个虎敦敦的尕孙子，一家人不愁吃不愁穿，和和睦睦，享受着天伦之乐。就在这时，他禅心萌动——抛却儿孙，抛却暖烘烘的被窝，要第二次去寺院当喇嘛。

也许是佛的灵光穿透了他的心扉，儿孙们对他有啥办法？！就在这年冬季，他走了，沿着他磕着等身长头一步一步退到尘寰的那条路，返回到他的母寺——崖寺。

上个世纪，经过50年代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又历越60年代那场对寺院的挞伐，昔日的佛殿僧舍荡然无存。寺址上，黄蒿蔓生，遍地碎砖破瓦，视之满目荒凉，寒冬腊月的山风掠过，胡胡喇嘛打了几个寒战，透心的阴气阵阵袭来，恰似邪恶向他挑战。但他没有退却：追求佛界真谛的信念，使他产生常人难以理解的勇气。“直面横路荆棘，闯入魔境悟道”——至今他还牢记着授戒时五大堡三川高僧噶尔哇洛桑给他点示的至理名言。

胡胡喇嘛在崖寺住下来。他在那万仞石壁根里选了块地方，拔去已经枯干的黄蒿，用石块垒了两堵矮墙，上面搭上树枝，里面铺以山草，一袋炒面，一条被子，一件皮袄放进其内——他安家了!

掬一捧山泉——全当敬神的第一碗净水。

捏一撮黄土——作为第一块“酥油”向佛陀敬献。

燃一堆篝火——替代再度步入佛界的桑烟。

打一个口哨——表示母寺的海螺声还在谷涧中回旋。

……

他，晨拣残砖，暮拾破瓦，清除杂草，打扫污物，将寺址拾掇得干干净净。

待1982年底政府批准恢复和开放崖寺时，他在这里已经坚持了整整三年。三年噢，那是1095个日日夜夜，他吃了多少苦啊!

“那次，搬石头时五只蝎子爬上我的手背!”

“那回，狂风刮掉了窝棚顶顶!”

“那天，大雪把我埋在下面!”

胡胡喇嘛并不认为这是苦。

崖寺终于得到重修。1985年夏，在给新塑的释迦牟尼佛“装藏”时胡胡喇嘛又干出一件轰动五大堡三川的事来。

“装藏”，就是在佛像的肚子里装上柏木、檀香、经卷、佛珠、五色粮食、七彩丝绸、奇珍异宝等等，作为佛爷的五脏六腑。按土族人的说法，装的东西越珍贵，佛越灵验；装的珍物品类越多，佛的神通越广大。这次，胡胡喇嘛把祖传的两件宝物无偿献出，给佛祖“装藏”。一件是宝碗。此碗内壁乳白色，外绘青龙两条，底座正中有印一颗。当盛以茶水后，碗中立现七色长虹，两条金龙相跟着穿游彩色波澜之中，宛如活的一般。第二件是宝佛。此佛为千手千眼观音，其高近尺，背部盖有藏传佛教黄教祖师、青海历史名人宗喀巴的印。专门研究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和内蒙古佛像的高僧青排说：“千两万两白银易得，这样宝贵的佛像难得啊!”胡胡喇嘛将这两件稀世传家之宝恭恭敬敬献出，装进了新塑释迦佛的肚子里。听说此次共计装进珍物130件，创土族之乡佛寺中“装藏”之最。

虽经过荒谷野地的孤身苦修，又有建寺塑佛的无量功德，然而，未举行授戒仪式，胡胡喇嘛还不能算第二次正式皈依了佛门。

前些年，安多地区佛教的盛大授戒仪式在丹斗寺举行，主持仪式的是中外驰名的藏学家、西北民族学院教授、五大堡三川杏尔寺大活佛才旦夏茸。当时整整70岁的胡胡喇嘛得知消息后，心头法雨蒙蒙，崇佛慧根犹如开放出五彩辉耀的莲花一般。他怎能轻易放过这次接受佛法洗礼的机缘啊!

丹斗寺在积石山腹的一个鹫峰之上。这个寺虽然规模不大，但在藏传佛教史上留下了其辉煌的名号。不仅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有着巨大影响，而且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土族、蒙古族、裕固族、羌族群众视其为圣地。这是因为丹斗寺在藏传佛教前宏期和后宏期之间的承接点上起到了被佛教界盛赞不绝的重大作用，也为各民族文化交流和繁荣作出过贡献。

授戒仪式在隆冬季节的一个吉日举行。头天夜里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雪。凌晨，狂风又来示威。整个积石山被寒魔攥在手心里，连飞禽走兽都躲藏到自己的窝中不敢露头，而授戒仪式却如期举行，因为这日期是才旦夏茸大活佛在佛祖宝像面前卜卦选定的，谁敢更动!

吃罢早斋，丹斗寺吹响阵阵海螺声。接着，两对一丈多长的大型法号发出冷峻、严威的低音，和着钟声、磬声，鼓声、钹声，木鱼声、银铃声……回绕凌霄鹫峰，传遍积石山腹的风谷雪峪之中。从桑堆上升腾而起的浓烈香烟被大风撕弄得漫天飞舞。挂在松木杆上的经幡猎猎飘动，传来“呼啦啦”的声音。才旦夏茸大活佛身披金光璀璨的袈裟，头戴藏传佛教格鲁派祖师宗喀巴传留下来的鹅冠形黄色僧帽，巍巍然高高端坐于设置在殿廊的法座之上，由青海、甘肃各名寺的活佛、格西陪同着，高唱佛号，念动真言，弘法布道，讲解丹斗历史。从各地赶来受戒的13名活佛、117名喇嘛，正在殿院的雪地上无比虔诚地体察着法雨的普降，接受着佛霖的洗礼，那情境实在奇特。

受戒者排着长队，从掌事僧那里每人领到了两块砖头。砖上各挖有脚后跟刚能进得去的窝窝一个。然后到指给自己的位置，将砖并排放好（宽与肩同），砖窝中放进印度生长的一种圣草——夏谷草。据《佛学词典》解释：此草产于印度尼连河畔的菩提树下。当年释迦牟尼成佛时，在一块石头上铺着吉祥章童子所献的这种圣草，结跏趺坐，发誓说：“不成佛道，不起此座!”因以成佛。这就是夏谷草卓有成效的用场。每个人将夏谷草铺好，才脱去鞋袜，踏到砖上，将两个脚后跟塞进砖窝内，蹲下身子，双手合十，聆听佛法。

风针，在胳臂上狠扎!

冰爪，在身躯上乱抓!

雪浪，在脚面上激荡!

寒流，在血管里冲闯!

冷得出奇，冻得残忍。唯一能抵挡一下冷冻的“却尔根”（喇嘛穿的一种短袄，无袖），此时一点热力也没有。那单薄的袈裟则完全失去了御寒性能，就像披着一张纸，那些蹲在雪地上受戒的人冻得浑身上下啪啦啦打颤，牙关磕击的声音响成一片。经过几个小时的宏法布道之后，受戒者才一个一个来到才旦夏茸大活佛的法座前跪下，由他分别授戒，赐以僧名、法号，颁给“僧宝”四件：袈裟、坎肩、苫裙、却尔根，这才完成授戒仪规。

胡胡喇嘛在130个受戒者之中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当主事僧喊到他的名字时，他似乎从梦中惊醒，费好大劲儿才从砖窝中把脚拉出来，人们看时，一只脚从裂口里渗出的鲜血已经结成了冰，粘着几根夏谷草；另一只脚上的一片肉冻粘在砖窝里。严寒，常人难以忍受的严寒，将胡胡喇嘛的身子骨早都冻僵了。但他以惊人的毅力用两只手、两个膝盖支撑着身躯，从雪中慢慢地、一挪一挪地来到法座前，接受戒训。才旦夏茸大活佛感动了，感动得流出了眼泪——人泪乎?佛泪乎?也许二者同流！“水能在大海中聚汇，是因为刚从源头起步就以大海为目标；骏驹能日行千里，是因为刚从起跑线开始就想到了终点。有如此虔诚笃信佛教的人，佛光定会灿若旭日!”才旦夏茸大活佛称赞道。

“僧人要皈依释教三宝：佛、法、僧，悟之者能成等正觉，迷之者要流转生死，汝今能深信皈依颂持三宝否?”“玛应啦（我做到哩）!”胡胡喇嘛双手扪心，用土族话回答。

“僧人不能杀生，不能偷盗，不能淫欲，不能妄语，不能饮酒，不能抽烟……汝今能持否?”

“玛应啦!”

“我赐你经名一个，叫久美曲充。你要使灵魂再造，升到佛界!”

“玛应啦!”

这时，才旦夏茸大活佛走下法座，亲手将僧家四宝：袈裟、坎肩、苫裙、却尔根授给胡胡喇嘛，并在他的头顶上用手摸了三下。那天，在130个受戒者之中，只有胡胡喇嘛得此殊荣，你想他心里有多高兴啊!

就在胡胡喇嘛受戒之后，我们在一个清静雅致的土族庄廓里访问了他。只见这位70多岁的老人神采奕奕，满面红光，身板儿硬朗得很。谈到他灵魂再造的全过程时，胡胡喇嘛双手合十，双眼微闭，嘴里喃喃地说：“我还要修持!我还要修持!使自己的品行升华至佛祖要求的境界！”

名扬三川朱喇嘛

陈士濂

作 者 小 记

1986年初，我们省文联几人准备去民和三川的马光星家，参加他亲戚的婚礼，以实地考察土族婚姻习俗。正巧时任省民委主任的祁明荣同志也因公务要去三川，只是行期稍早。他约我与他先走一步，可以多跑些地方多了解些情况，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走访了中川乡和官亭镇。果然不虚此行，在官亭，我听说了朱海山先生其人其事。我一下被吸引住了，连续访问了辛怀志先生等多人。后来，写成了传记文学《名扬三川朱喇嘛》。

前些日子，偶遇《中国土族》总编辑解生才先生，提起那篇文章。他说，土族群众对海山先生都很敬仰，想多知道一些他的事迹，因而要我将此文在《中国土族》上发表。

十多年过去了。听说，我在文尾提到的官亭海山图书馆已在上世纪末落成，只是已更名为三川科技文化中心，内中除图书馆外还有其他多功能的文化设施，四层的高楼内专门修建了海山先生的雕像和纪念堂。我为此感到欣慰又不免有些忧伤。因为十多年来为此事辛苦奔波的辛怀志老人，就在落成典礼结束不久溘然去世。而曾为我提供素材的另一位官亭土族知名画家白峰先生也已作古。

我已年过花甲。想起三十年前曾在离官亭镇十多里地的军区农场劳动半年之久，后来又去官亭采访，似乎与此小镇有缘。但愿此生还有机会再去官亭，看一看那新建的科技文化中心，也拜访一下时任海山图书馆筹建主任的朱明山先生。

1985年，青海省东部一个相当偏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突然出现了个“海山图书馆筹建委员会”。

这海山者，何许人?

原来，他就是朱福南先生，字海山，土族，民和县官亭人，自幼出家，经名索南拉吉，一般人称朱喇嘛。

一名少数民族宗教人士，怎么与文化教育事业联系起来的呢?

那就得先说说1934年官亭镇上那次……

关帝庙前的集会

土族与藏族、蒙古族一样，是信仰佛教的。也许是因为这儿各民族杂居，宗教之间也相互有影响，所以在众多的喇嘛寺中，兀立出一个供奉道教神祗的关圣帝庙来。这庙并不大，但在比不上内地一个小村庄的官亭镇来说，却无疑是首屈一指的雄伟建筑。特别是庙前的两棵大槐树，亭亭盖盖，仪态万千，是很吸引人的。于是，槐树底下坑坑洼洼的广场，自然而然成为官亭镇的中心所在。节日里的闹社火、赛花儿，以及平常的集市摆摊，都在这儿。

官亭，是三川地区最大的一个村镇，三天一集，吸引了四乡的群众。

这天，集市未散，有人吆喝起来：“开会了，开会了!关帝庙前，朱喇嘛请大家开会!”

“开会”这两个字，对于居住在官亭镇周围的三川乡民来说，是极其陌生的。马步芳拔兵拉夫，派捐摊税，是用不着开会的，衙门里自有人到各家各户去强取豪夺。喇嘛庙里倒有定期的集会，像跳神、晒佛、高僧们讲经辩经，可那是寺院内的活动，不可能在关帝庙前举行。何况，那也不叫开会。

那么，朱喇嘛请大家开会，到底要开什么会呢?

“管它什么会，听听去。”

“朱喇嘛请，还能不去?”

不管是上川、中川，还是从杏川来赶集的土族乡民们，肩背褡裢，向着槐树底下走去。有的人带来的冬果核桃、辣子花椒还未卖完，也草草地往柳带背篼上一塞，匆匆赶往会场。还有些外出化缘做佛事的喇嘛，见这里聚了那么多人，也好奇地挤了进来。

两棵槐树当中，放着一张八仙桌，桌前有几条长凳，这是荣誉席，上边已坐着几位须眉皆白的长者。当然，也有年岁较轻然而是当地颇有地位的士绅，像张贡爷、吕贡爷就是。其实，他俩并不是贡生，仅仅是在清末曾取得了参加正式科举考试资格的庠生而已。但在穷乡僻壤之中，这已是了不起的功名，被乡民们恭恭敬敬地尊称为贡爷。

朱喇嘛出来了，头戴礼帽，身着长袍马褂，臂肘间还悬着一根铮铮发亮的文明棍。

好一副魁梧的身材，好一个大官的气派!

众人一片窃窃私议：

“朱喇嘛的官儿比从前的土司还大?”

“那当然，听说比民和县县长还砝码!”

“在班禅大活佛手下做事。”

“是什么蒙藏委员会的委员，呵啧啧!”

朱喇嘛在八仙桌前站定，双手抱拳向整个场子一打恭，嗡嗡的话声顷刻间平息下来。

“乡亲们，久违了，福南向诸位请安，祝大家吉祥如意。”

几句亲亲热热的问候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

朱喇嘛在寒暄过后，突然提高了声音：“诸位，这次福南返乡，是要向乡亲们请教几个问题。”

怪了，在外地见过大世面的朱喇嘛，还向我们请教?这牛皮口袋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货色?大家不由得竖起了耳朵。

“请问，一年之内务劳什么即可获利？”

这问题不是太简单了吗?三川土族，务农者居绝对多数。春种秋收，三岁的娃娃都知道。于是，场上同时发出好几个人的回答：“种庄稼呗。”

“那么，十年之内又以务劳什么为好?”

这问题也难不倒场上众人。三川是青海省有名的瓜果之乡。核桃大如鸡蛋，梨子清脆适口，村村都有果园，庄庄可见柳林。于是，答案不假思索地冲出口去：“栽树呀。”

“福南领教了。那么，如以百年为期，培植何者最为上策?”

“这……”场上一时静了下来。

两位贡爷心里已明白，朱喇嘛是在演绎古书上的一段话。但他们是有身份的人，像学生般地回答提问，终究不太好意思。

其实，朱喇嘛也并不真要众人回答。他不过是借此由头引发出自己郁结已久的一番话语：“要使我三川土族之乡，百年之内能改观者，唯有一策，就是培养人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只有读书人增多，文化提高，我们三川才有希望，我们土民才能扬眉吐气。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与诸位乡亲共议办学大计。我愿以多年积蓄作为发酵的面头，引出大伙儿集资出力，蒸发出兴办学校的大事业来!”

一番宏论，石破天惊，一时间众人不知该作何等表示。还是两位贡爷有见识，仿效在县城里见过的仪式，带头鼓起掌来。于是，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有几个在旁边观看的孩子，觉得这实在是一桩新鲜绝顶的游戏，就举起了小巴掌，劈劈啪啪地不断鼓下去——当然，他们绝没想到是在为自己鼓掌，因为不久后，他们竟成了三川土族第一批洋学堂的学生。

朱家寺的小阿卡

集市散了，会议开罢了。可是，三川众人的注意力未散，议题还在继续，内容就是：朱喇嘛办学。

悟释乡结龙庄的老人们对庄里的几间不起眼的破屋突然产生了敬意：“鸡窝里出凤凰，九月花命大，养了个好娃娃，天喜禄有出息!”在他们模糊的记忆中，出现了一个赤脚少年的形象。他甩动鞭子，赶着秦家大户的羊群满山遍野地游走。可能是奶名叫得好吧，天喜禄——这放羊娃果然得到了老天爷的欢心，挣得了个禄位。

朱家寺的几个中年喇嘛陷入了回忆中：天喜禄十岁进寺院当小阿卡，取了个经名索南拉吉，是我们多有趣的一个小伙伴。攀上山崖掏雀蛋，钻进瓜地偷西瓜，都是他打的头阵。那一次，几个小阿卡念完经给师父干罢活，突然异想天开耍起“牛九”来。“牛九”是当地流行的一种纸牌赌博。小阿卡们没有钱，只能以打尻子作赌注。可谁知佛法无边，神灵有知，这事被寺院管家发现了。好啊，佛门清静之地，竟敢公然触犯“十戒’，一场重惩自然是免不了的。当几个小阿卡蹶起屁股等待管家的皮鞭时，却发觉索南拉吉已不在了。这个机灵的闯祸头头，撒腿跑了。十岁的小阿卡，居然一跑数百里，到塔尔寺投奔当喇嘛的伯父去了。

塔尔寺是青海省内最有名的喇嘛寺院，为纪念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而修建，最盛时，有寺僧三千名。那口熬粥的铁锅，可以盛下一头大牦牛。聪慧的索南拉吉在这儿一住十年，不光学会了念经，更从四方来的喇嘛口中学会了安多藏语、西藏藏语和蒙古语，加上他自幼就略通的汉语和本民族的土语，就无形中成了几个民族的翻译。因而师父去西藏、内蒙和内地拜佛经商时，常把他带上。当九世班禅出走西藏、驻跸塔尔寺时，看中了这个年轻机灵的喇嘛，收为随员，带往南京。由于他的能干、机智，几年后被擢升为班禅驻京办事处副处长、处长，以此身份又被遴选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官做得那么大了，怎么不把家里那几间破房子翻修一下?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是天经地义的事嘛。”结龙庄的老人们在敬意中不免带着微词。

“索南拉吉自己是喇嘛，咋不想着先在三川修个寺院，以后老了也有个退身之处。”那些和他一块儿当过小阿卡的僧侣也感到疑惑。

是啊，朱喇嘛为什么既不给自己家里建房造屋，也不急着兴修庙宇，却要大声疾呼办学校呢？

头一年，他曾回过三川。十多年没有回家了，他是多么思念自己的家乡啊。石头城中，秦淮河畔，他虽然周旋在达官贵人的宴席上，却并没有纸醉金迷，没有丢失一个土族僧人的善良本性。他想念三川五大堡，他想念黄河水。带着满腔的深情，他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梦幻中的家乡突然消失了。怎么，十几年来，三川的乡亲们日子不但没有好起来，反而更穷困、更愚昧了。土地上长的是麦子，吃到嘴里的却是麸皮。黄河里有的是水，人们喝的却是沟沟里的泥汤。而更可怕的是，乡亲们瞪着痴呆呆的眼睛，认不出贴在关帝庙门前的告示是报喜单还是催命符。整个庄子里，竟找不出一个能写上一副春联的人。

朱喇嘛不是没有过将家中破屋稍加修葺的打算。他给了哥哥松柏禄一百块大洋，但是，破房漏屋里还未换上一根檩条砌上一块新坯，那一百块大洋却已化成了一阵青烟。文化进不来，抽大烟的恶习已传到了这穷乡僻壤。他哥哥已成了令人伤心的大烟鬼了!

朱喇嘛也不是没有给寺院上过布施，但经过再三考虑，他认定了先发展文化教育才是改变家乡的根本大计。土族在宗教界是出过几个赫赫有名的高僧的，常驻北平的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撰写藏文佛教名著《土观宗派源流》的二世土观禅师，闻名中外的《佛教史》作者三世松布益西班觉……朱喇嘛为自己民族在宗教界的地位，在佛学上的成就感到骄傲。但是，他也清楚地看到，土族的文化人太少。偌大的南京城，堂堂的国民政府内，他几乎没有遇见过土族的人才。

也因此，这次返乡，他既不先回家省亲，也不急着进寺礼佛，而是下定决心，要在三川办学!

烂了的包袱皮

三川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所新型的学校办起来了，全称为“国立蒙藏委员会直属官亭完全小学”。

那时的蒙藏委员会，类似于今天的民族事务委员会，是个相当高的机构。朱喇嘛将它挂上，可不是仅仅为了扯块虎皮壮壮声威。这是有实际利益的，可以向它要钱。三川的土族实在太穷了，即使有了学校，又有几个孩子能缴得起学费?买得起课本？现在有了这个后台老板，即使是装装门面，也得给拨几个钱哪。

于是，这第一批土族学生成为官亭镇上最惹人注目的人物。不用交学费，不用交课本费，还能领到一身配有大盖帽的黑色制服。别看这不过是普普通通“洋布”做的衣服，比起那些光板皮袄、土布坎肩，甚至于五颜六色的长袍彩带还显得新鲜、精神。因为穿上它，就象征着文明、教养、学问、前程。如今的学生，相当于从前的秀才。见了秀才，谁能不尊敬？何况那乡里真正的秀才，就在学校里。张贡爷已成了校长，吕贡爷也当了教员。这学校的地位一下提高起来了，连关圣帝君也退避三分。在新校舍没建成之前，关帝庙的一部分房子被暂时用作教室。好在关羽生前就是手不释卷秉烛达旦读《春秋》的儒将，对身旁琅琅的读书声估计不会厌烦。乡民们也没有因此抗议。在他们看来，建关帝庙与办学校，都是好事、善举。既然都是为的百姓，先凑合着住在一起又有何妨?

学生不是念四书五经，而是读国文、算术、自然等新式课本。其中有一门课程是比较特殊的，那就是劳动。几乎每天下午最后两节课，学生们都要去背石头。当长龙般的队伍蜿蜒在黄河河滩到官亭镇的小路上时，乡民们开始感到很惊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两句话是不曾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也明白的。那怎么这些读书人也竟然“劳力”起来了？

在那长长的背石头行列中，就有朱喇嘛。他背上搭着一块用挺结实的帆布做的包袱皮，双手往后一托，背负着沉重的石块走着。

他走得很稳当。在寺院当阿卡时，他背过水。沉重的木桶，走不尽的石阶，通往天堂的路，可不是那么轻松啊。

他走得很带劲。如果说，当年背水，不过是因为听从师父的吩咐，害怕那皮鞭子，那么今天的背石头，可是出于自愿啦。把校舍建起来，尽快地建起来，总不能老和关帝圣君分庭抗礼。

“朱喇嘛如今是坐轿子的贵人，还来背石头?”乡民们望着朱喇嘛背上已被磨烂的包袱皮，从惊讶转为赞叹。于是，一个，又一个，也加入到背石头的行列中来。

新校舍终于竣工时，朱喇嘛高兴极了，竟然带领学生唱了出文明戏《夫妻游山》，在庆祝大会上演出。戏中扮演丈夫，也即书生的是辛怀志。朱喇嘛在关帝庙前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时，少年辛怀志曾在一旁学大人的样子劈劈啪啪鼓掌，把自己的小手都拍红，拍痛了。如今，他成了朱喇嘛办的第一所学校的学生，还被选中演戏。他穿上了朱喇嘛的长袍马褂，在台上一步一摇头，吟哦着唐人杜牧的诗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其实，这个文明戏不过是演绎了《山行》这首绝句，剧情很简单，也没有布景道具。但在只偶尔看过古老的秦腔、皮影戏的乡民们眼中，它还是很新鲜奇特的。所以演出效果极好，师生们鼓掌，乡民们喝彩，台上台下一片笑声。

演出完毕，朱喇嘛又让学生分成几路，化了妆，到各个村庄去宣传缠足之害。原来“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普及，在外地早已提倡解放天足、废除缠足。但在与外界隔绝的三川地区，纤纤金莲仍被视为妇女美的最高标志。尽管四处奔走觅食的土族妇女，很难有几人能达到三寸金莲的高标准，但每个女孩子至少也得将双足死缠紧裹一番，以免成为被人瞧不起的大脚婆。这一回，受人尊敬的秀才们，居然把眼光转向足下，大讲放足的好处，还扭扭捏捏一步一摔跤地扮演缠足之苦，对这旧风俗实在是个不小的打击，哄笑之中，三寸金莲的价值急剧下降，以致在三川后来出现了一大批介于缠足、天足之间的半解放派脚型。

山沟里有了《四库全书》

第一所官亭小学建成后，在朱喇嘛倡导下，又在三川地区各村庄继续办起了六所初级小学。特别难得的是，刚刚免受缠足之苦的女孩子，也可以进学校念书了——官亭镇上同时又出现了一所女子小学。

琅琅的读书声，在偏僻的山沟里响起。

可是，书毕竟太少。除了课本以外，学生无书可读。

朱喇嘛又下决心在官亭镇上办一个民众图书馆。除了集资建学购书外，他还想出了一个增添书籍的省钱办法。

石头城内，教育部一间宽敞的会客厅，陈设讲究却显得有些凌乱，墙上的书画已摘除下来，墙旮旯里还堆放着几大摞线装珍本书籍。

两个中年人正坐在沙发上交谈。

“听说贵部在京的藏书，要转往重庆。”

“朱兄真是佛门弟子，神通广大，连我部的这点细小之事，都一清二楚。你看——”随着话声，一只胖墩墩的手，指向墙角，“有些珍本，已经拣选出来。”

“想请仁兄帮个忙。”

“怎么，是朱兄想要一些佛经?”

“不光是佛经。”

“堂堂处座，要几本书算得了什么，都是藏书，任君挑选。”

“真的？”

“自然！”

“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

“那好，请让在下挑个万把册。”

“万把册?”说话的人一下从沙发上蹦了起来，“朱兄开玩笑吧，现在政府委员部是带着细软急于遣难，你拖上这万把册书往何处去?”

“青海。”

“千里迢迢，这书既不好运，又不是值钱之物，要它何用？”

“实话对你说，我们三川土族，想办个图书馆，特求贵部支援。”

“原来如此，可是上万册图书，不是小数目呀。”

“兄大权在握，还不是举手之劳嘛。”朱喇嘛恭维了两句话，语气突然转为激昂，“贵部转移书籍，无非为了保存此书，俾能为民效用。四川固然是后方，青海亦同样是后方。书籍留川可，留青亦可。仁兄若能俯允，实属开化边陲，造福土族之义举。望仁兄三思。”

也许是被朱喇嘛的一番言辞所打动，也许是对方考虑到书多了反倒给自己增添交通上的困难，而更大的原因，则可能是朱海山先生也算得上南京城的一位头面人物，不便得罪……只见胖手掌往沙发靠背上重重一拍：“好，依兄所请!”

数月后，从民和县城到官亭镇蜿蜒的山路上，出现了一支毛驴驮队，装运的尽是书籍。它们中，既有南京教育部藏书中剔选出来的，也有朱喇嘛亲自去书店选购的。其中有两种书是他颇感得意的。一是商务印书馆选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一是风行于书市不久的《万有文库》丛书。

“中外的学问，这两种书里都有了。你们要好好研读。”他这样告诫年轻的土族学子。

图书馆开放后，一时间，借书看书成为官亭镇的风气。据辛怀志先生后来回忆，当时他们那些年轻人就是从这些书中知道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茅盾、瞿秋白、巴金的。在众多的书籍中，他还一度见过外国人写的《毛泽东自传》。当然，这本书的出现，是出于无心还是有意，后人就不可能知道了。

打翻半点灯火

鸦片，在朱喇嘛看来，它与杀生、偷盗可列为同样的恶行。确实，多少人为之戕害了好端端的身体，多少人为之将家产荡尽。一个烟字闹得国民体弱志颓，风气败坏。眼见纯朴的土民中也有人染此恶习，土坯垒成的庄廓里也有人在吞云吐雾，朱海山先生心中多么难受。

他在村民中大声疾呼，派出学生到各村庄宣传，效果虽不能说没有，但不少人已嗜痂成癖，沉疴难除，是不会自动离开烟灯的。

朱海山听说学校教员，在当地颇有声望的吕贡爷仍然在家里大抽鸦片时，他的火气实在按捺不住，直奔吕家，踹开大门，蹭蹭蹭地跨进房里。

吕贡爷愣住了。他知道朱喇嘛反对抽鸦片，但认为这是对一般百姓而言，自己是个士绅，“刑不上大夫”，应不在劝惩之列。没想到朱喇嘛真的会闯了进来，而且满脸怒容，不由得心里发怵。

“海山先生，炕，炕上坐。”他欠起身，往炕桌边让客。

炕桌上摆着一盏精致的烟灯，黑黝黝的房间里闪烁着暗红的火苗。一杆烟枪刚刚用过，微温的嘴头还在散发出使人晕晕乎乎的气味。朱海山双眼瞪着那烟灯，仿佛看见暗红的火苗腾然升起，将屋宇烧成了灰烬；又仿佛觉得那烟枪飙然跃起，化为一庞然大物击向匍匐在炕上的人。

不能让它们再肆虐了。朱海山一个箭步跨上前，手掌一扬，那盏精致的烟灯哐当一声被打翻在地，烟枪也随着咔嚓一声被折成两截。接着，朱海山转向已畏缩在炕角的吕贡爷，一字一顿地说：“你是有身份、有文化的人，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己不正，焉能正人？你给土族子弟，传授了什么呢?”

朱海山不待吕贡爷再说话，转身拂袖而去。

看来，光劝说顶不了事，不用硬办法是不行的。

于是在三川，除了普通小学、图书馆外，又出现了一所特别的学校——禁烟馆。

旷野里搭起了十顶大帐篷，帐篷外挂着一副醒目的对联：

一杆竹枪，杀死英雄豪杰不见血；

半点灯火，烧尽田地房屋并无灰。

这是朱海山自己拟成的。他要让乡亲们警觉：这竹枪，是多么狠毒；这烟灯，有多么可怕。它能毁我土族，亡我中华!

学员们一个个转来了。这所特殊学校的学生，可不是生气勃勃、朝霞般鲜艳的青少年，而是一群面色青灰，步履蹒跚的病弱汉子。

他们进帐篷不久，烟瘾就犯了。这一个打呵欠，那一个伸懒腰，站也不是，坐也不安，嘴角泛出白沫，眼角布起黄屎，浑身发抖，手足酸软。啊呀，真比死还难受!大烟，快给我大烟，哪怕是闻一下，嗅一次也好啊。

进来了一个管理人，是分发烟——不，是发禁烟丸来了。这是从兰州专门买来的救命丸，快吃吧。

服用了禁烟丸，不顶用。还是得抽大烟，一口下去，就通体熨帖，浑身有劲了。

“行行好，让我们抽口烟吧。”

“还想抽烟?起来，都起来，背石头去，打土坯去!”

“啊，还让我们干活?”

“不干活能治好你们的懒病？不干活还想吃别人挣来的馍馍?”

往昔吞进去的一口口鸦片烟，今日可化为一缕缕的火气了：

“是让我们蹲大牢来的?”

“我们是犯人吗?”

“呸，还说要救我们，这是活地狱呀！”

“恶人装好人哪，这朱喇……”

“嘛”字还没说出口，因为讲这话的，已发现帐篷角落里蜷缩着一个人：双眼发出幽幽的绿光，蕴含着极深的怨情恨意。

“啊啊，这不是松柏禄吗？怎么你也进来受苦啦？”

想要咒骂朱喇嘛的人，看见朱喇嘛的亲哥哥松柏禄就在一旁，再也不敢胡言乱语。哪知道，松柏禄却接着他的话破口大骂起来：“坏厥，坏厥，天喜禄啁，你阿么一点骨肉情都没有，算我倒霉呵!”

松柏禄怎能不生气。兄弟大把大把在外边挣钱，却不给家里孝敬些。难道修学校建图书馆，比给家里盖房打庄廓还要紧？

松柏禄怎能不伤心？让兄弟照应一下几个侄儿，带到南京去找个差事，兄弟迟迟不肯办。可进这受苦受难的禁烟馆，却把我第一个弄进来了!

“唉，唉，呜，呜……”松柏禄哭出声来了。那些正发泄着怒气的烟鬼，倒一下子闭口不语了。既然朱喇嘛的亲哥哥都进来了，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三个月后，原来青灰的脸色转红润了，过去蹒跚的步履如今踏得稳实了，一群即将沦落为社会渣滓、废物的烟鬼，又变成了身强力壮的好劳力。

拆除帐篷、撤销禁烟馆的那一刻，他们由衷地叹服：“朱喇嘛是好人，真像救苦救难的菩萨一样。”

那副对联撕碎了。“一杆竹枪”和“半点灯火”，随着清风在三川土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三川呼唤孤僧魂

抗战胜利后，朱喇嘛又回青海来了。

消息传开后，三川的乡亲们翘首等待着。小学校、图书馆，广袤的田野、狭小的炕头，到处都有人在谈论：朱喇嘛为家乡做了那么多好事，这一回，得让他在家乡好好歇一阵，一家一家轮着请请他，按照土乡的风俗，进门四杯青稞酒!

可是，三川的乡亲们白等了。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朱喇嘛没有回来，他在塔尔寺学了一阵经，突然独自跑到扎马隆村旁一个山洞里，闭关修行去了。

乡亲们拿着香香的锅盔找他来了，只见朱喇嘛在洞室里双目紧闭，连眼睛都没睁一下。

松柏禄和几个本家带着鲜鲜的果子找他来了，只见朱喇嘛喃喃有词，口不绝声地念诵真经，未给亲人一字回答。

这是怎么回事?朱喇嘛为什么放着高官不做，大福不享，却当起一衣一钵的苦行僧来了。

有人猜测，海山先生必定是生活上受了重大刺激，因而看破红尘。有人估计，他是遭某种势力的迫害，被逼退出政界。还有人认为……这种种议论，都不无一定道理，但又失之片面。因为他们忘了，朱海山先生虽然曾经在宦海中沉浮数十年，但他并没有失却原来的身份、本来的信仰。他始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佛教徒有四项宏大的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办学校、建图书馆、禁烟、提倡放足，这些在朱喇嘛看来，都是让自己的乡亲、同胞脱离苦难的好事，他要尽量去做。然而，仕途险恶，宦海更胜苦海，在多年的涉足俗世事务中，他已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饱尝被倾轧、排挤、诽谤、陷害的磨难。既然已年过半百，自应割断这无穷无尽的尘世烦恼，以残存之年去精研佛经，按密宗修行之道，居密室之内，手结印契，口诵真言，心观佛尊，即身成佛。

朱喇嘛就这样屏绝世事，在扎马隆山洞修行了三年。1947年，他决定去佛教中称为狮子之国的斯里兰卡继续修行。这时候，他的所有财物都已布施给寺院和穷人，除了一条破羊毛毡外，只剩下九世班禅的经师赠给他的一领袈裟。

当时的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闻讯，立即馈送程仪15万法币，并表示愿意提供出国的交通工具。

朱喇嘛不禁微微暗笑。他与马步芳同为国民政府高级官吏，因为曾给省图书馆捐赠大批书籍，所以馆内还将他的照片与马步芳的照片同样悬挂在大厅上。但他们实际上相处得很不融洽。道不同，不相为谋。有一年，朱海山居住在民和县时，风闻马步芳派了几名枪手要来暗杀。幸亏民和县县长是朱海山的把兄弟，才设法让朱海山坐着牛皮筏渡过黄河，免除了一枪之灾。

如今，自己既然要走了，何必再记这些往昔的恩恩仇仇。

朱喇嘛要走了。他到塔尔寺向十世班禅辞行。自从九世班禅1937年在青海玉树圆寂以后，堪布会议厅于1941年在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找到了灵童官保慈丹。身受九世班禅厚恩的朱海山，对这位灵童是极其尊崇的。他认定了官保慈丹慧性澄圆，确是九世班禅的转世。虽然尚未举行坐床典礼，他已完全按照应有的礼节对待，匍匐在这年幼的大活佛跟前，真诚地祝福道：“我敬仰的十世班禅，索南拉吉将西去佛国，为您的平安念经祈祷，愿您永保安康，吉祥如意。”

朱喇嘛要走了。他开办的官亭小学第一批毕业生、曾在《夫妻游山》中扮演书生的辛怀志赶到了塔尔寺。他已是官亭小学的校长，为官亭图书馆的事情而来。朱海山见到这位学生很高兴，说道：“你来的正好，看来我俩有缘分，还能再见这一面。我就要远行，不能回三川去告别了！”

辛怀志望着这位年高德邵的长者：一身破旧的袈裟，清癯的面容，满头乱发，牙已脱尽。这与昔日在关帝庙前长袍马褂的处长相比，真是判若两人。他心里一阵痛酸，哽咽着叫道：“海山先生，三川乡亲需要你，你……别走吧!”

“怀志，别这样，你应该为我祝贺才是。请转告乡亲，三川的事情，只能靠后人们努力了。”

“海山先生……”

辛怀志的呼唤，没有留住朱喇嘛。他就这样走了，永远地走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朱海山先生播下的文明火种，却在三川五大堡发光，燃烧；由他创办的几所小学，为土族培养了不少人才。在他倡导下成立的官亭图书馆，造就了以读书为荣的风气。地处偏僻山区的三川五大堡之所以成为全省文化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也是极重要的一项历史因素。在三川，不足四万人口的土族中，仅大中专毕业生至今就将近五百名，国家干部有七百多名，其中有不少是省内外知名的画家、作家、工程师、讲师、医生、教员……

朱喇嘛再也没有回过三川。有人说，他云游于斯里兰卡、尼泊尔、印度一带，辗转各地，行迹无定。也有人说，他已圆寂，默默地涅槃在异国的山水之间。

三川的群众，没有把这位热爱乡土，为土族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宗教人士忘怀。他们决定集资重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扫荡无余的图书馆。

海山先生，你挚爱的家乡，山变绿了，水变清了，地变富了，人变聪明了。三川的乡亲在呼唤着你：先生，无论是人，还是魂，都请归来吧!

李南歌评传

慕容宏图

明朝初年，青海西宁地区出了一个安定地方秩序、维护民族团结的著名历史人物，叫李南哥。《西宁府新志》说：他是“西宁州土人”，即现在的土族。

李南哥的曾祖父名叫赏哥，精通蒙汉两种文字，博学多才，能文能武，在元朝重臣脱脱木儿的歧王府里任教授。祖父梅的古是元成宗铁穆耳的一员武将，常随军出征，著有功勋。父亲管吉禄是元顺帝脱欢铁木尔的司马，文韬武略俱全，因功封为西宁州同知。李南哥弟兄三人，大哥名曰察罕帖木儿，继任父职，他排行第二，三弟叫坚赞。后察罕帖木儿应调赴陕西华州驻防，西宁州同知一职遂由李南哥接任。

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元朝的势力早已土崩瓦解，朱元璋收复东部、南部、北部的疆土后，集中兵力，向大西北进发。当时，蒙元帝国的歧王朵儿只班营镇守甘青一带，统帅西窜的元朝残兵和地方势力，准备与明军决一死战。当时，身为西宁州同知、拥有军政财三大实权的李南哥思想斗争特别激烈。如果跟着朵儿只班营与明军硬拼，将会导致一场西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残酷战争，造成巨大伤亡，把老百姓推入深重的战争灾难之中；如果与朵儿只班营翻脸，又于心不忍，因为从他的曾祖父赏哥开始，这个家族接连五代都受恩于歧王府，代代在元朝做大官。在这种情况下，李南哥经过反复思考，毅然决定以国家一统、民族大义、老百姓的利益为重。于是，便在西宁高高举起国家一统，民族和睦的大旗，以西宁州同知的身份宣布：整个西宁州归顺明朝。在关键时刻，李南哥的这一举措受到当地官员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明太祖朱元璋亲自颁诏嘉奖，官封西宁卫镇抚指挥，作为土司，允准代代世袭。从此，西宁被纳入明王朝的版图，明军和平进入西宁。

李南哥在镇守西宁期间，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做了很多好事，青海史学家将其贡献概括为四点：

贡献之一：维护民族团结，说服青海各少数民族首领归附明朝。李南哥为官清正，德性高洁，在青海各少数民族首领中有很高的威望。他多次受朱元璋的亲自委派，分别深入到申中、西纳等13族辖区，向各族首领宣讲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说服他们全都归顺朝廷。后来又到巴沙6族去说和，将这些散处祁连山区的游牧民族安置在野马川，成为朝廷的顺民。当时，李南哥已成为青海地区各少数民族首领的表率，登高一呼，尽皆响应，很快稳定了青海地区的大局。朱元璋很赏识他的才华和智慧，晋封他为忠显校尉。

贡献之二：征服反叛，维护地方安定。明洪武五年（1372年）农历九月，蒙元歧王朵儿只班营领兵窜扰息利沟闪古儿等地。李南哥和青海土司朵儿只失结、河州卫指挥徐景等会兵征剿，朵儿只班营遁去，获歧王金印一颗、司徒印一颗，俘虏大批士兵，截获战马无数。明洪武六年（1373年），洮州的蒙元残部以出猎之名聚众，企图约蒙元歧王朵儿只班营攻打兰州和河州。侦知敌情后，李南哥遣派西宁卫千户祁者公孙哥等进剿，斩敌寇首领满达里等百余人，朵儿只班营远遁。由于李南哥对维护青海地方秩序作出了杰出贡献，朱元璋给他颁发了“铁券虎头符”，升任西宁卫都指挥使，不仅全权管理西宁卫的军政财民大事，还兼管罕东、曲先、安定、阿端等四卫，管辖区域之广，几乎包括今青海全部，还延展到今新疆的阿尔金山地区。李南哥还在西宁卫设立了6个军卫所，曰左、中左、右、中、前、后，划地分管，大大加强了军事防守，方便了群众，得到了朝廷的称颂。

贡献之三：修筑城池，开辟邮路。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李南哥，对朱元璋的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主张心领神会，成了在青海地区的积极贯彻执行者。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正月壬午，陕西指挥使、都督濮英奏：“西宁卫旧城卑狭，不堪戍守。今城西一百二十里许其地平衍，可以改筑”。朱元璋批准了这个奏折，并命巩昌、临洮、平凉三卫军士筑之。由于选地不当，未几，停之。同年，李南哥提出重筑西宁城，朝廷命长兴侯、大将军耿炳文来青海重筑西宁城，由李南哥佐之。新筑的西宁城，取元朝西宁城的一半，城墙高与厚皆5丈，月城高4丈，外城壕深1丈8尺，宽2丈5尺。开东西南北4门，每门之上建城楼一座，东门连关厢。四角各建角楼一个。城墙之上设有敌楼19座、逻铺34幢。后来，又用青砖将城墙内外包镶起来，使其更加坚固，成为青海人盛赞的“砖包城”。这是李南哥彪炳史册的功劳之一。在长兴侯耿炳文的支持下，李南哥又在西宁卫增设了7个马驿站、5个递运所（即邮局），使青海的军事、民事、商务转运更加便捷，发展青海的邮运事业是李南哥作出的又一杰出贡献。为发展地方农牧业生产，李南哥还带领群众屯垦农田、兴修水利，受到百姓赞颂。

贡献之四：力主宗教信仰自由，满足少数民族的精神需求。李南哥是一个杰出的民族工作者。他考虑到当地藏族、蒙古族、土族等少数民族都信仰藏传佛教，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是一个地方官员不可忽视的大事。于是，他自己出资，在西宁城内原大佛寺的遗址上修了一座佛寺（现省政府大院西侧）。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朱元璋赐名曰宁番寺。李南哥请来番僧，主持寺务。一时间，西宁和周边的各民族信众纷纷前来朝拜，寺内香火十分旺盛。后人在研究李南哥的论著中写道：“这一举措胜似朝廷派驻了数十万大军，成为朝廷与地方、卫所与少数民族人民群众之间联系的纽带”，对安定人心、稳定地方秩序起到了重要的、无可取代的作用。

李南哥的这些功勋，群众有目共睹，口碑甚盛；朝廷也评价很高，大量书写于诏书、史册。现摘要汇集如下，以帮助读者加深对这一历史人物的了解。

——《西宁府新志》载：李南哥“招安番族，疏通道路，置邮递，广积贮，捕黑章咂番贼，累功加世袭，开创卫治，厥功居多”。

——明太祖朱元璋诏书：洪武五年（1372年）诏曰，“朕君临天下，凡四方募义之士，皆待之以礼，授之以官，使之宣其力焉。尔李南哥久居西土，闻我声教，委身来廷，朕用嘉之。今开设西宁卫，特命尔为之佐，授尔为都指挥使，尔尚思尽乃心，抚其部众，谨守法度，以安疆土，以庶朕委任之意，钦哉！”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402年）十二月癸亥，西宁卫土官、卫镇抚李南哥进马，赐钞二百锭，彩币十表里”。壬辰，朱元璋又“赐西宁卫来朝土官指挥李南哥等宁，丝衣各一袭，从人绢衣”，并宴李南哥于“阃御谨身殿间”。

——明成祖朱棣诏书：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农历十二月庚辰，“西宁卫土官指挥李南哥率巴沙十族番酋却约思等及河州番酋米等来朝贡马。赐银钞有差”。永乐皇帝还特设御宴，招待李南哥等，临别时又赏赐了很多衣物。

——明宣宗朱瞻基诏书：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宣宗皇帝颁诏晋升李南哥为荣禄大夫、柱国、会宁伯，表彰其功德。宣德皇帝在另一诏书中赞扬李南哥说：“卿夫妇父子忠义发乎天性，诚心明于暾日，朝廷之所深知也”。

——《明故诰封昭毅将军，锦衣卫指挥使，守村李公暨配孙淑人合葬墓志铭》载：李南哥于明初“率众归附。高皇帝嘉其诚，授忠显校尉，命佐长兴侯耿炳文经略西平，创置规划，甚称上意。已而，抚安悉部巴沙等族，各授金牌印信，纳贡比内臣，上以为能，悉以西事委之。又以收纳罕东有功，晋秩本卫（即西宁卫）世袭指挥佥事。文皇帝时，督申中等十三族进贡至京，大被宠幸”。

——《东伯府李土司世袭宗谱》载：民族史学者、清朝文士陈睿在给李氏撰写宗谱序言时，对李南哥有这样一段评语：“迨及明时，攀鳞附翼，应运抒猷，仕湟州同知。公以兵定关，输时顺轮，诚嘉忠显都护，肇迹发源又其始也”。

……

慕容氏评曰：李南哥饱读经史，文韬武略俱具，处事诚穗，以国家一统为己任，以民族和睦为首务，安边兴国，造福桑梓，其劳其勋昭昭于史。三代皇帝嘉奖，四方百姓赞颂，堪称土族历史人物之精英也。

清朝土族名将本进忠

赵宗福

本进忠，清代将领，土族，西宁府（今青海省互助县）人，生年不详，早年丧父，家境颇为困难，因此在雍正初年投入西宁镇军中，冒顶马兵张元吉之名吃军粮，直到清雍正五年（1727年），因功拔补为把总，才在军籍册上恢复了本进忠的名字。

本进忠在作战中以勇敢著称。雍正九年（1731年）四月，准噶尔兵围困了吐鲁番城，战事紧张，清朝廷派扬武将军张广泗驰援吐鲁番，本进忠所在部队被调归张广泗统率入疆。于是他从大军北出扁都口沿河西走廊而上，到达新疆后奉命驻扎于鲁克沁（今吐鲁番东南）一带。七月，准噶尔部东犯吐鲁番，本进忠被调至北山坡截击，在一场遭遇战中他勇冠诸军，不避锋镝，活捉七人。接着又从大兵追击，大战于哈喇和卓，获得全胜。次年便提升为甘肃庆阳营千总，仍从军征战，直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准噶尔兵败投降，清军班师，本进忠才到庆阳。

回到甘肃不久，因为庆阳协副将彭端节挪用公款事发，讷亲、总督张广泗在给乾隆皇帝的奏书中历举本进忠的战功，请求予以擢用，于是乾隆皇帝传谕擢补为四川威茂协右营都司。后来朝廷责张广泗久而无功，以岳钟琪代之，继续进攻金川土司。本进忠仍然勇猛如前，受到岳钟琪的赞赏。次年春天，清军攻陷金川，土司头子莎罗奔投降，朝廷在欢庆胜利之后，传令本进忠进京陛见。于是，本进忠从四川驰赴北京，由兵部引见，乾隆皇帝赏给大缎一匹，令其仍回威茂任职。之后，朝廷又以二等伤专补给银子二十五两。

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川西部大小金川土司之间发生争斗，导致战乱，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拒不听清朝廷调解，企图实行武装割据。清廷派四川总督张广泗率兵镇压，本进忠也于次年正月被调至川西参加第一次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五月，他从大军与叛军激战于囊得山梁，不久即以勇敢能战而提为庆阳右营守备。闰七月，在一次攻取堡寨的战斗中，本进忠首先冲入堡中，与叛军血战，敌军用石头砸他的背，他负伤拼斗，夺得敌方武器，众服其勇。八月，奉命攻击叛军主要堡寨普沾碉，他又冲在前面，首先将火弹掷入碉堡中，连烧敌碉十三座，并夺得木城一座，叛军大败。本进忠等乘胜而进，激战于乐利噶尔提克，手斩敌将，又获得成功。九月，在另一次攻取敌碉的战斗中，他右腿中枪后流血不止，但仍然英勇作战，又有斩杀之功。由于本进忠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所以当时军中称之为“勇将”。经略苍旺，迅速平定了杂谷之乱。事后议叙军功时，本进忠被评为一等，受到兵部嘉奖。

第二年春天，兆惠被任命为驻藏大臣，本进忠奉命同时进藏。五月到拉萨后，即赴后藏巡察卡伦，后藏卡伦是当时设在西藏边境以防御廓尔喀等入侵的关卡兵站。本进忠在那里不畏艰险，历时数月，详细察看，并对一些卡伦作了修缮巩固工作，还就边防军的操练等提出了许多建议，因而兆惠等钦差大臣对他颇为看重。这年九月，本进忠完成巡察卡伦的任务，按照通例应该返回内地，但是兆惠却上书乾隆皇帝，说西藏地处边陲，镇守的兵将须要智勇兼备，本进忠人材健壮，精明干练，请留之驻藏。乾隆皇帝于是传旨，让本进忠继续留藏以镇守地方。在三年的驻藏时间里，本进忠勤于戎务，为保证拉萨的安全出力甚多。其勤奋的声名早已扬于蜀中，所以当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驻藏期满换班回四川时，四川总督黄天桂便给乾隆皇帝上疏推荐，称本进忠：“谙练营务，熟悉边情。”于次年四月，被擢为绥宁营参将。十月，又调为漳腊营参将。

乾隆二十三年（1758）八月，本进忠的母亲年迈去世。他闻讯后非常伤心，请求辞职回家理丧守墓，但只准回籍理丧。本进忠只好兼程赶回西宁府，在悲痛中安葬了母亲。第二年，返回四川军营时，被提升为泰宁协副将。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十月，调为永宁协副将。

本进忠自西藏回川任职期间，四川地区比较平静，没有什么战事，本进忠无所建树。旋即，中缅边境发生了战争。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十一月，清朝廷任命云贵总督杨应琚统兵进攻掠犯云南边境的缅甸军队，结果杨应琚指挥失当，清军连败，次年三月，乾隆皇帝便赐杨应琚死，以明瑞代之继续对缅甸作战。这年七月，本进忠主动要求赴云南军营随征缅甸，朝廷批准了这一请求。本进忠到前线后，虽然年龄已大，但作战仍然十分勇敢，经常身先士卒，冲杀在前，屡建战功，受到明瑞等将帅的欣赏。同年十二月，清大军进攻蛮结地方，与缅甸军队展开激战。第一天，本进忠在军前射死敌人数名，但他自己的额头也受了伤。第二日，他包裹着创伤，带领所部仍然冲杀在前。由于本进忠等一批将领的浴血冲杀，终于大败缅军，斩首两千余级，一气夺取了十六座敌军木卡，获得大胜。明瑞遂在次年正月将本进忠的英勇事迹上奏朝廷，乾隆皇帝览奏后非常高兴，当即下诏，赏给本进忠“法式善巴图鲁”的勇士称号，并赐戴孔雀花翎，赏给银子一百两，乾隆皇帝犹嫌奖励不足，即日又下诏：“以四川永宁协副将本进忠为云南临元镇总兵。”

其时，地处云南边境要冲的龙陵关（今云南龙陵南）亟待大将驻守，于是明瑞奏明乾隆皇帝后，命本进忠率云南兵五千余人驻防龙陵关，以备不虞，并便调遣。在龙陵关，本进忠修固关卡，操演军队，短短数月间，就把部队整顿得气象全新。

乾隆皇帝对这位裹伤再战的总兵官念念不忘，因而在同年五月二十四日又传谕：“云南临元镇总兵本进忠在军营著有劳绩，当属奋勉出力之员，著即驰驿来京陛见。”本进忠接旨立即将军务交待后前往北京。当他到达北京时，正是夏暑炎热，乾隆皇帝在热河（今承德）避暑，于是他又赶到热河，八月到达那里，乾隆皇帝接见后，见到本进忠年龄虽大，但身材魁伟，英姿飒爽，再加上本进忠勇敢善战，对清王朝忠心耿耿，乾隆皇帝更加喜欢。一番勉励之后，便赏他在乾清门行走，赐给许多貂皮银币，令其回赴云南军营。这次召见不同于前次，他给乾隆皇帝留下极好的印象。等他在十一月回到云南时，乾隆皇帝的旨意已经传到：“普洱镇总兵员缺紧”，那里是一大“要隘”，“著派本进忠前往领兵驻守。”因而，本进忠又以普洱镇总兵的身份前往普洱统兵镇守，以稳定地方，策应攻缅。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三月，本进忠被调往腾越州（今云南腾冲）黄草坪养军马。五月，乾隆皇帝下旨，晋升本进忠为云南提督。本进忠一生戎马，终于以一个冒名小卒奋斗成为一省的军事长官。

有趣的是，由于本进忠在两年间深得乾隆皇帝欣赏，军职一升再升，所以经略傅恒欲调遣本进忠去普洱时颇有顾虑，便上奏乾隆皇帝：“云南提督本进忠或留腾越，或遣往普洱，请旨遵行。”乾隆皇帝传旨，直接安排道：“不必拘泥，必令本进忠前往（普洱），且腾越大营需人甚多，著将本进忠留在腾越善委。王福承办事件，著傅恒等另拣一员派往”。从这里可以看出，本进忠在当时云南军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这年七月，就在清军进攻缅甸即将胜利时，本进忠旧伤新病齐发，在腾越军营中逝世。讣告传到北京，乾隆皇帝十分惋惜，在八月二十日说：“云南提督本进忠，前于平定回部时颇著勤劳，特加恩擢用。昨岁至行在陛见时，见其年力虽衰，而志切报效，奋勉出于朴诚，且于军务素为历练。足以命前往云南，擢为提督。正资荷用，今闻在腾越因年老病发，邃尔溘逝，深为轸恻。”“诏命赠太子太保，谥号勤毅，指示由云南营派人护送灵柩回原籍西宁府，除应得恤典外，朝廷再赏给银子一千两料理丧事，所有本进忠的儿子，在守丧完后即由督抚送到北京引见皇帝，量为录用。当本进忠灵柩回到西宁府埋葬时，乾隆皇帝又专门派大臣前来祭奠。所以本进忠的葬礼十分隆重，丝竹之哀声传遍湟水两岸，西宁府乡亲都引以为荣。

本进忠这位清代土族名将，一生戎马，以勇著称，为保卫国家边疆建立了不少功劳，最后病卒于军营，精神堪嘉，真不愧是在湟水岸边成长起来的一位将帅。但由于资料不齐全，青海地方志书中竟然一字未着，到现在地方史志学界还不知道清代西宁还有本进忠这个人，前后埋没二百余年，殊为可叹。在今天兴修地方志之时，该是荣显出来的时候了，因此根据笔者所掌握的史料简述其生平如上。

魂 系 国 宝

赵得录

一

那是1984年10月5日午后，新华社记者、《光明日报》记者、《文汇报》特约记者、《羊城晚报》特约记者以及青海省的各家报纸和电台、电视台的记者，鱼贯进入西宁宾馆后楼会议厅，准备抢先报道一条爆炸性新闻：稀世珍宝——敦煌经卷回到了祖国的文物宝库!

国务院文化部文物局发来贺电：“欣闻侯国柱先生将珍藏多年的敦煌写经捐献给国家，使流失国外的珍贵文物重归人民，特此祝贺并向侯先生转达我们的敬意……”

录像聚光灯亮了，摄影闪光灯亮了，几百双眼睛一齐亮了，众目所瞩的中心是铺展在会场前方桌子上的一幅17米长的经卷。这幅根在敦煌，流失海外，又回到神州故土的经卷，是用墨笔写在染潢纸上的，还有朱笔点校的印记。这部手写经卷，记载了佛教的律义。经敦煌研究所专家鉴定，实为隋末唐初真品。整整一千多年了啊，连石头都会风化，可它竟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了，而且字体工整圆润，楷书不无六朝隶体余意。不仅国内没有发现这样的长卷，国外也很罕见。且不说它的文献价值如何珍贵，单是经过这么漫长的历史风雨，竟然失而复归，这本身就是一个人间奇迹。

敦煌，犹如镶嵌在西北高原的一颗明珠，放射出灿烂夺目的艺术之光。在那举世闻名的千佛洞内，一座座高达二三十米的巨大佛像造型优美，栩栩如生；窟顶色彩斑斓的彩画惟妙惟肖，巧夺天工；那一幅幅令人赞叹的“飞天”壁画姿态奇幻：脚下没有浮云，臂上没有双翼，凭着两条搭肩的飘带，轻盈地翱翔于苍穹之中，把散发着浓郁芬芳的花瓣撒向人间。“飞天”，是敦煌艺术的象征，是东方文明古国的骄傲。而在一种特殊历史情况下被保存下来的敦煌文献，价值更为珍贵。这些数量巨大、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保存完好的古籍资料的发现，就像中国近代由于偶然发现了甲骨文字，从而形成研究甲骨文的专门学科一样，在世界上兴起了敦煌热，形成了敦煌学。敦煌文献，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医学等，都是至关重要的。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藏、汉文写经，对于当时的民族关系、宗教教义、宗教哲学研究提供了最可靠的文字根据。

令人叹息的是，由于中国末代王朝的腐败和无能，敦煌宝窟被帝国主义分子所觊觎，敦煌文献大量流失国外，一些外国学者竟发出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狂言，上世纪50年代，敦煌成立了“敦煌遗书研究所”，学者们通过种种渠道，把流失国外的经卷拍成微型胶卷带回研究。1983年，甘肃和新疆成立了“吐鲁番敦煌研究学会”，初步检阅了敦煌学研究成果。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侯国柱先生将珍藏了35年的巨幅敦煌写经献了出来，它的价值因此而轰动是不言而喻的了。

此刻，年近古稀而面目清癯的侯国柱先生坐在主席台上，望着与自己相依为命，历经沧桑的敦煌经卷，万千往事，一齐涌上心头。这位在苦难的生活面前没有轻易掉泪的土族老人，今天，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了……

双手缀满茧花的侯国柱先生，并不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他是昔日令人“谈虎色变”的军统特务。在十年内乱中，他这个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反动分子，没少受皮肉之苦，如果用“九死一生”来形容他的遭遇的话，一点也不过分。他忍受着一切屈辱、贫困，精神的和肉体的折磨，像山洼里任人践踏的一棵野草，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自从敦煌经卷和侯先生邂逅以来，他一心想让它回到国家文库，但一直没有找到这样的机会。我们的国家，在一个特殊年代将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了一个又一个运动，很难致力于古代文明的发掘和现代文明建设。尤其像侯先生这种身份的人，纵然他将国宝献出去，又有谁能相信呢?碰上不识货的外行，不仅经卷落了明珠暗投的下场，自己还说不定落个招摇撞骗的罪名呢。他一方面守口如瓶，一方面在寻找时机。侯先生毕竟是炎黄子孙，从小又熟读四书五经，出于对祖先之爱，对祖国之爱，他在艰难困苦的逆境中没有将国宝变卖掉，他痛恨那种“吃先人的饭，砸后人的锅”的不孝子孙。他相信，天再冷也会转热，有乱必定有治。等啊等，等了三十五年。终于，国家安定了，百废俱兴的局面开始出现了，对文物古迹的价值又重新重视了。即使地处脑山的马圈沟，也感受到了强劲的春风，侯国柱几近干枯的心泉荡起了涟漪。

1983年2月的一天，侯国柱来到老友谢尔节家里，倾吐了埋在舌根三十多年的心事：“我有一个敦煌经卷，保存了多年，十分宝贵，准备拿出来献给国家。你替我出个主意，怎样才能万无一失地稳妥交给国家文库?”

谢尔节也是乐都县的老知识分子，他和侯先生是早年的同窗学友，交往很深，即使在他落难的日子里，也没有“划清界限”。听到这位落魄的老友还有这样一件宝物，不胜惊喜。想到自己的儿子谢佐从事民族宗教和地方史的研究，或许能起个推荐作用，就写信让侯先生到省上找他。

翌日，侯先生携带了经卷来到省城，敲开了谢佐家的门。谢佐是中央民院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当时又是省委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但他仍像故乡的泥土一样朴实。他听说侯先生带来了敦煌经卷，喜出望外，虔诚地洗了手，锁好了门，将经卷徐徐展开，逐句吟诵，爱不释手，仿佛走进了遥远的梦幻……

也许是对经卷的共同珍爱缩短了距离，也许是相互的气质吸引了对方，虽是初识，却一见如故。侯先生在外面浪迹多年，识人的眼力还是有的。临分手，他打消了将经卷带走的念头，放心地说：

“经卷就交给你，你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

这种信任使谢佐出乎意料，也使他备感责任重大。他诚挚地说：“经卷回归文库，这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这是国家之事，我一定会放在心上！”

他送走了侯先生，等到孩子们睡热了，和妻子商量经卷藏在哪里最保险。妻子想了几个地方，他都觉得不妥。最后他腾空了书柜的底层，小心翼翼地包好经卷，放在里面。每天还要开锁看一遍。他知道，在经卷没有回归国库前，对任何人都不能公开，一旦走漏风声，许多人就会插手干预，甚至经卷的安全都得不到保证。

经过反复考虑，谢佐决定先让敦煌学专家鉴定一下经卷的价值。他写了两封举荐敦煌经卷的信，一封作为《光明日报》内参稿，和记者陈宗立以两人的名义发表，反映给中央；一封托前来青海参加全国史诗研讨会的黄铁同志，由她转给了国家文物局。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金紫光看到信后，很快将信转给中宣部，1984年9月15日，中宣部又将此信批转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由他们派了两名专家前来鉴定。

严肃的鉴定工作就是在谢佐家里进行的。经过一整天的鉴定，这幅长达17米的经卷确为稀世珍宝，年代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

青海省文化厅副厅长张武明见了侯国柱，激动地说：“侯老，你为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贡献很大啊！”

侯先生很自然地说：“我是中国人哟!”话虽少，一颗爱国之心却溢于言表。

青海省文化厅决定，不仅要奖励捐赠经卷的侯国柱先生，而且要表彰和奖励保护、举荐了经卷的谢佐同志。

分享荣誉的时刻来临了。可是在这掌声雷动的会场上不见谢佐的身影，在灯红酒绿的宴会上，不闻谢佐的笑语。原来，他有意躲开了眩目的花环和桂冠，坐着南下的列车提前出差去了。国宝已经找到了归宿，他无愧于侯先生的委托，无愧于自己的良心，这就够了!至于金钱、荣誉，都是身外之物——这就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操和人格!

青海，本来是一块沉默的土地，似乎没有产生特大新闻的土壤和气候。然而侯国柱捐赠石窟经卷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而谢佐慧眼识宝的才略和淡泊名利的美德也一时传为佳话。

二

侯国柱获得与收藏这部敦煌经卷的过程，和他本人的历史一样曲折而传奇。这还得从四十多年前说起。

1942年，素负盛名的张大千先生与自己的得意门生——青海颇有名气的画家郭世清，在幽静典雅的兰园大厅举行国画联展。郭世清，青海乐都碾伯人氏，从小天资聪慧，后来又经名师点传，画得一手充满诗意的花鸟山水画。他与侯国柱既是同乡，又是凤山书院的同窗。郭世清刚到兰州不久，在国民党第八战区朱绍良长官手下供职的侯国柱便到兰园拜访。老友相逢，分外亲热。

“世清兄，”国柱指着络绎不绝的观画人群，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哪里，哪里，”世清谦虚地回答，“全靠大千先生提携啊。”

国柱听了一怔，接着忙问：“恕我冒昧，你说的大千是不是那个与张群、张学良交谊颇深的大名鼎鼎的画家？”虽说国柱对美术作品毫无研究，但出于职业的本能，他对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却记得滚瓜烂熟。

“正是。”世清一边回答，一边望着一身戎装的国柱问：“莫不是国柱弟借军界平步青云了！”

“不，不，鄙人只是在朱绍良将军手下谋个跑腿公事……”

以画为生的世清只知道国柱是国民党第八战区的一名军人，怎么也想不到昔日的好友会参加军统特务组织。国柱呢，心里清楚，军统组织有一套严密残酷、不近人情的法规，如果一旦暴露身份，轻者坐牢，重者将会招来杀身之祸的。他所在的调查室是蒋介石的忠实警犬戴笠安插在第八战区的一个秘密组织。虽说调查室主任程一鸣仅是个少将军衔，但披戴上将肩章的朱绍良对他都要敬畏三分呢。

这一天，张大千应侯国柱之约，由郭世清作陪，来到太平洋酒家。他们围坐在八仙桌前，从郑板桥谈到王羲之，又从王羲之谈到齐白石。几杯酒下肚，大千先生便兴致勃勃地谈起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他曾两涉敦煌宝库，追溯源流，撷取精英，遂熔传统与生活为一炉。抵兰州举行画展前，大千先生曾在千佛洞临摹壁画。他向两位年轻人介绍了巧夺天工、美不胜收的敦煌壁画之后，谈起了那神秘莫测的敦煌文献，称敦煌壁画与敦煌经卷是中国艺术宝库的两颗明珠，感叹地说：

“今生若能一睹隋唐经卷写本的真迹，则死而无憾矣……”

“敦煌经卷?”国柱陡然想起，调查室主任程一鸣在一次周会上提及过这件事。国柱自加入军统组织后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军统头子戴笠，另一个就是留学苏联的程一鸣。在他看来，程一鸣不仅是军统兰训班的班主任，而且是一个博学广闻的人才。当时，程一鸣就说过：“搞我们这一行，既要注意政治、经济情报，又要注意文化情报。就拿敦煌千佛洞的经卷来说，可谓稀世珍宝……”

“大千兄，敦煌经卷究竟价值几何？”

“价值连城啊。”

国柱哪里知道，自敦煌藏经洞文物偶然被请来的王道士发现以后，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桔瑞超、美国的华尔纳等帝国主义分子闻风而来，采取欺诈手段，勾结贪财的王道士进行盗窃和掠夺活动。仅斯坦因一次就劫去藏经写本和其他文物二十九箱。如今这些文物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堂而皇之地冠以“东方的明珠”的美称。而我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将残存的文献编成一部集子，取名为看了叫人伤心的《劫后集》。

珍贵的敦煌经卷哟，侯国柱牢牢地记住了你。

三

“国柱兄，恭喜，恭喜……”

国柱一听愣了，忙问：“我有什么喜?”

调查室的一位同事神秘地告诉他：“程主任让你马上到九间楼，戴先生要召见你……”

“开什么玩笑。”国柱打断他的话，哈哈大笑。

“真的，车在门口等你呢。”

一辆黑色的流线型轿车朝着九间楼的方向疾驶。九间楼坐落在兰州的风景区，飞檐画栋，古色古香，这里是蒋介石、戴笠来兰州时常常下榻的地方。路坎坷，车颠簸，国柱的思绪像一缕缕理不顺的麻，乱极了。他想起自己加入军统组织的道路……

国柱早年就读于西宁蒙藏师范学校，以后又在民和、化隆、循化的一些寺院里学习藏文。在才旦夏茸博士的指点下，他的藏文水平已经相当不错，在藏传佛教寺院的经院教育中，接受了浓厚的佛教教义的熏陶。共和专区专员马腾云一眼相中了这个聪明、英俊的小伙子，让他当自己的私人翻译。侯国柱在马腾云手下，也可谓是春风得意。可是，时隔不久，国柱和几个血气方刚的青年闯了大祸。那时候，统治青海的是人称“土皇帝”的马步芳。他搜刮民脂，无恶不作，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侯国柱和几个热血青年私下商议，向“蒋委员长”告了马步芳一状。谁料消息走漏，马步芳大为恼火，下令要将几个告状的青年秘密逮捕，准备严处。马腾云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忙暗示侯国柱速速逃走。就这样，他于翌日凌晨逃到兰州。为了生计，不久便考入白塔山下的中央警官学校驻兰特训班。他起初非但不知道这是一个军统特务组织，还以为它是一个进步学校呢。

当时，日本鬼子的铁蹄正践踏着我国的大好河山，这所学校俨然以“抗日”为号召，吸引爱国却又涉世不深的青年。特训班的班歌唱道：“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救国的责任，落在我们的两肩。”这对血气方刚的侯国柱，有多大的吸引力啊!可是，当结业宣誓时他才懊丧地发现了这个学校标榜的“革命”意味着什么。一个有志青年，发现钻到了自己也曾痛恨的特务行列里，要去干一些阴暗的勾当，心里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但现在已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况且在侯国柱的心目中，蒋介石和戴笠乃是举国皆知的“抗战英雄”，为国民党效力与为国家效力的界限他还分辨不清。就这样，他穿上了戎装，开始混迹于军界。

“嘎”的一声，汽车已停到九间楼的门口。侯国柱今天特意穿上了整洁的全副武装，尽管他的左胸前没有花花绿绿的勋章。可是，令他惊讶的是，他所崇敬的戴笠却穿着一身藏青色的中山服，没佩戴蒋介石授予他的二等宝鼎、二等云麾和忠勤勋章，也没有佩戴他认为最光荣不过的西安事变纪念章。

“抗战不彻底胜利，我戴某人是不会穿军装的。”戴笠看到侯国柱惊讶的目光时这样说。

一席话，说得国柱愈加肃然起敬：“好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戴笠!”

戴笠背着手，踱着步，习惯地歪着脖子，在会客室绛红色的地毯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慢吞吞地说：“西藏现在闹独立。据说，你的藏话说得不错，接近藏民方便。我考虑再三，准备派你到西藏去工作，监视西藏官员们的行动，随时报告国民政府，不能让西藏脱离中央政府。不知你愿去不愿去?”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何况侯国柱十分向往西藏，他爽快地回答：“戴先生让卑职赴汤蹈火，卑职也心甘情愿。”

“那好。给你42万元的活动经费。即日出发。”“是。”国柱转身就要走。

“慢。”戴笠走到国柱面前，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说：“此去关系重大。我赠你几句话，‘要有孺子可教的态度，要有后生可畏的精神。存心时时可死，行事步步求生’。”

“先生，我不会辜负您的栽培的。”28岁的侯国柱感动地说。

四

1943年6月，侯国柱踏上了赴藏的途程。西藏，在从小受佛教熏陶的侯国柱心目中，是何等神圣而庄严!那里有金碧辉煌的佛刹，有中外驰名的佛教文化，有成千上万个佛教信徒……然而通向西藏的道路并非佛光普照的坦途，而是充满了艰难和险阻，光是旅途骑马就得走三个来月。幸而，他在途中结识了贩卖马匹的“藏客”李承业，他是一个大富商之子，经常往来于青藏之间，对于青藏之间的道路了如指掌，而且对西藏的上层社会也很熟悉。两个人年纪相仿，脾性相投，“相逢何必曾相识”，很快成为了莫逆之交。多亏有了李承业，不仅免除了漫漫旅途中的寂寞，而且为他日后进入西藏上层社会起了媒介作用。

这年农历九月，身着藏服的侯国柱和李承业一行到达西藏热振寺附近的科巴尔滩驻扎下来。科巴尔滩是西藏人迎接“藏客”的地方，马的买卖就在那里成交。青海的马在西藏是很有名的。青海湖周围就是古代产良马的地区，北朝时称为“龙驹”，隋唐时称为“青海骢”。李承业贩的马自然是“青海骢”的遗种，现在统称为浩门马。

热振寺的活佛热振当时在西藏摄政，他在西藏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世时对热振也非常器重。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年幼，三大寺院（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公推热振出来摄政，主管西藏地方行政宗教事务。热振活佛和许多有血有肉的藏族人一样，也有爱马的嗜好。每次李承业贩马来到科巴尔滩，他总是用合理的价格买下他的马，使别人不敢随便压价。加上他的前几世活佛中，有一世转世到了青海的夏琼寺，热振活佛因此对青海的来客另眼相看，和李承业的交情也就渐渐笃厚起来。

侯国柱早就得知，热振活佛倾向爱国，不满英国政府在西藏的一些作为，很想结识这位活佛。李承业欣然用藏文写了一封推荐信，并从马群中挑出一匹最好的胭脂马送给热振（热振从拉萨回赠一千五百两藏银作马价）。这匹胭脂马通身如火，黑鬃黑尾，远看像一块彤云，令热振活佛十分钟爱，他亲自为胭脂马起名“安姆塞拉”（意为“聪慧驹”）。

侯国柱第一次见到热振时，这位面庞瘦削，中等个子的活佛，正剥开一个桔子，把一瓣瓣桔瓣喂进马的嘴里。名贵的胭脂马佩上了华美的鞍鞯，就站在他的身旁。通过初次交谈，两人即十分投机，特别是在捍卫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独立这点上，看法完全一致。侯国柱能在西藏立足，和热振活佛为首的爱国力量的支持有直接关系。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人物，对侯国柱在西藏的活动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就是从青海进藏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亲眷。

当时，年幼的达赖还在受着严格的经院教育。达赖的父母亲被称作佛公、佛母，还有达赖的哥哥当才活佛和弟弟加瑞珠以及姐姐、姐夫都住在拉萨。由于同乡关系，侯国柱和达赖的亲眷很快就亲近起来。佛公却才郎，为人耿直，对达赖周围的亲英派看不惯，公开表示自己“要回中央去”，被亲英势力视为眼中钉。佛公听从了侯国柱的建议，改姓为祁，因为达赖的家乡在青海西宁附近的祁家川，也表明了他怀乡之心。达赖的姐夫黄世祯表示要和侯国柱兄弟相称，改世祯为国祯。经佛公和国祯兄的介绍，侯国柱和一位西藏江孜姑娘央吉拉结为夫妇，在日喀则定居，公开身份是商人。

由于和达赖亲眷的交往，侯国柱与热振活佛的关系更加密切，他索性向热振暴露了身份，说明自己到西藏的目的就是要了解英人的活动情况，并且要设法帮助西藏人驱逐英人的势力。热振活佛当时正面对强大的亲英派的压力，感到势单力薄，听了侯国柱的倾心叙谈，犹如陌路逢知己，对他格外亲近，和他无话不说。所有这些交往，并未瞒过亲英势力的耳目，引起了英国人的忌恨，竟然用放冷枪、写恫吓信等卑劣手段威胁侯国柱。侯国柱感到重任在肩，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继续保持与热振的联系。

英国人向热振活佛提出在西藏修筑公路、设立学校、建立公开电台等要求，遭到严词拒绝。鉴于江孜保卫战和隆山战役的血的教训，英国人感到单靠武力是不行的，只有在西藏上层中找到代言人才是谋取特权的唯一途径。正在这种爱国力量和亲英势力两相对垒、剑拔弩张的时候，国民党大员沈宗濂于1944年8月进藏，局势立即急转直下。

侯国柱原以为，沈宗濂责无旁贷，会给热振活佛支持的。哪会料到，这位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一来就接受了亲英派首领达扎送给他的2000匹氆氇，1000两银子和一匹走马，国家民族的利益化为杯中酒、盘中肉了。热振活佛派人去拜访沈宗濂，他竟然拒绝不见。侯国柱与黄国祯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也就顾不得沈宗濂是蒋介石侍从室秘书的面子，联名写信给蒋介石，上告沈宗濂受贿误国。可是这封信也和过去上告马步芳的信一样，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沈宗濂仍然在拉萨三日一宴五日一席地吃喝玩乐。就是这样一个挥霍无度，受贿误国之徒，内调回去后，不仅未受任何惩处，竟被蒋介石升任为上海市市长。至此，侯国柱才似乎明白上告信石沉大海的原因，蒋介石的“英雄”形象在他心目中一下黯然失色了。

国民党政府在西藏问题上越来越显得无能，这使侯国柱的工作越来越被动。而热振活佛的处境也日益困难起来。热振活佛热爱祖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并接受侯先生的意见，蓄积爱国力量，一旦条件成熟（当时主要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准备驱逐英国在藏的势力。可是，这位活佛毕竟出身佛门，他用慈善为本的良好愿望去对待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过分淡泊的脱俗态度和日趋不佳的身体状况，使他难以承受强大的压力，从而轻易将摄政的位子让给了自己的老师达扎活佛。而达扎顽固地代表了当时西藏上层中的一部分亲英势力，他上台后违背了西藏民众的心愿，和英国人越发打得火热，完全践踏了热振的政治主张。热振对达扎的所作所为十分愤慨，曾试图重新摄政，但为时已晚。达扎已先于他动了手，开始对爱国人士进行丧心病狂的迫害。他第一个下手的对象，就是达赖的父亲祁才郎。

一天，佛公祁才郎的秘书请佛公赴宴，一向健康而开朗的佛公，平时无病无灾，赴宴归来后却全身发紫，一命呜呼。佛公去世之谜在拉萨传说纷纭，加上西藏历史上用投毒之法排除异己的事情时有发生（西藏解放前夕，英帝国主义分子还投毒害死了西康的爱国活佛格达），侯国柱感到佛公死得不明白，试图弄清佛公逝世的真相。

“佛公是怎样去世的？”他问达赖的亲属。不……知……道……”达赖的亲属们噤若寒蝉，眼泪却涌泉般流着。

佛公的后事办得倒还隆重，侯国柱却分明感到，一种不祥的气氛笼罩着西藏。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良知，他向国民党政府多次反映西藏的局势，要求政府当局支持热振。但国民党政府对这些合理的要求置若罔闻，不理不睬。他渐渐地发觉，原来戴笠所谓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主张，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自己却过于认真了。

继佛公死后，著名藏族学者更敦琼培（青海黄南人）被亲英分子投入大狱，加了几条莫须有的罪名，使这位名噪一时的爱国学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接着，亲英派便向享有崇高威望的爱国首领热振活佛下手了，演出了西藏历史上触目惊心的一幕。1947年春天，达扎派出一队人马，驰往热振寺捉拿热振活佛。善良的热振做梦也没想到，坐了自己的摄政位子的达扎会把魔爪对准自己的咽喉。他在拉萨连个耳目也没有安排。当达扎的人马到热振寺时，他还在园中悠闲地散步，完全没想到大难已经临头。达扎的人马以“邀请”热振活佛到拉萨议事为名，将他绑架走了。寺内阿卡冲上去抢热振，却被枪弹逼回来。一到拉萨，热振便被投入监狱。

侯国柱在日喀则听到热振入狱的消息，心急如焚，肝胆俱裂。他又一次郑重致电蒋介石，请求出兵西藏，一举消灭亲英势力，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但国民党头子蒋介石惧怕英国人，回电中说“唯恐引起国际纠纷，所拟计划暂缓。”侯国柱一看电文，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他气得将电报撕了个粉碎。他不禁想起，蒋介石和戴笠之流，口口声声高叫“救国”，但一提及消灭西藏的亲英势力，真正为救国效力时，又怕什么“国际纠纷”，这不是一副两面派的嘴脸吗？他不禁脱口骂了一句“都是些混账政客！”

拉萨三大寺院的爱国僧人掀起了营救热振活佛的浪潮，色拉寺三千僧人准备武装抢救热振活佛……但是，来不及了！以达扎为首的反动分子已经对热振活佛下毒手了。他们竟惨无人道地将热振活佛勒死，然后将遗体入殓到曾经装殓过热振母亲的一顶黑色轿子里，抬出布达拉宫。拉萨市的市民几乎倾城出动，跪倒在红山脚下，拉萨河畔，哭声惊天动地，眼泪犹如雨下。

震惊中外的“热振事件”发生后，西藏爱国力量土崩瓦解；热振身边的人自杀的自杀，出逃的出逃。热振活佛和侯国柱的往来信件也公布于拉萨街头，阴云愁雾笼罩着拉萨。身在日喀则的侯国柱听到热振被害的噩耗后，悲痛之余，他抱定了与热振同生死的信念，愿以堂堂五尺之躯，报热振活佛知遇之恩。蒋介石电示他去印度避难，他没走。他的案头供奉着热振活佛生前送给他的一尊释迦牟尼铜佛像，睹物思人，热泪潸然。这尊佛像，是印度的能工巧匠打制的，坐在莲花台上的释迦牟尼像的形象还很年轻，据说是释迦佛生前制作的，可见年代的悠深和久远。佛像后面盖着藏王的红色宝印，外壳用白银镶嵌，也可以称得上是稀世之宝!热振将如此珍贵的佛像赠给侯国柱，说明他们的情谊是何等深挚、厚重，侯国柱愿以死酬谢热振，也是不难理解的。

1948年初秋的一天，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大文书请侯国柱到寺。他以为殉国的日子到了，和妻子央吉拉洒泪诀别，将释迦牟尼佛像郑重地交付于她，义无反顾地走了。到寺后见过当地的僧侣官员，为首的通知他说，接到拉萨来电，要他取道印度回内地。哦，原来不是杀头，而是驱逐。事实上，这种“驱汉”运动早已开始了，想借此将一切反对亲英的人赶出西藏。

“西藏是中国的还是西藏的?”侯国柱不卑不亢地质问。

“是西藏的!”为首的官员答。

“世界各国地图都绘出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我是中国人，我不走!”

“除了西藏的藏人，其他省区的人都走!连当才活佛（达赖的哥哥）也是安多喇嘛，该当驱逐。”

“那么说，达赖喇嘛也是安多活佛，也要驱逐吗？”侯国柱顶得那官员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

五

一支“商旅”被荷枪实弹的藏军押送出境。

喜马拉雅山山口，天阴，雪飘；泥泞小道上，人困，马乏。侯国柱搀扶着怀孕的妻子央吉拉，一步一回头，依恋不舍地望着他生活了四年多的西藏的山山水水。那里，留下了他奔波的足迹，也留下了他终生的遗憾。他为自己未能挽救热振活佛而悲愤过，怨恨过，诅咒过。如今，一切已成为无法挽回的残局。软弱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哟!

峰回路转，翻过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到达噶伦堡。藏军把侯国柱一行交给了印度警察。尔后又由印度警察护送到加尔各答。这是一座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他从下榻的旅馆向下眺望：人流，车流。甲虫似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披着纱巾的贵妇人的嘻笑声与光着膀子的玩蛇人的乞讨声，充斥于市井。广场上，一些艺人跳起婆罗多舞。艺人们手捧象征吉祥的莲花出场了，他们向围观者合十致意。然后，动颈，耸肩，招手，踏脚，似乎在祈求神的赐福。看到这一切，侯国柱仿佛从自我心中解脱出来，进入飘飘欲仙的忘我境界。

“呵，侯先生的雅兴真高。”

侯国柱一回头，发现一位大腹便便的中年人站在面前。

“侯先生，这位是中华民国驻印度的大使。”一位侍者彬彬有礼地介绍说。

“在下姓罗，名家伦。闻知先生来到印度，特意上门拜访……”罗家伦笑嘻嘻地说。

“有劳大使先生光临，实在不敢当。”

“侯先生，西藏那边的情况怎样?”

一提到西藏，侯国柱摇了摇头，不说一句活。罗家伦看到侯国柱怏怏不快，连忙说：“侯先生效忠党国的精神，令人敬佩。不过，眼下……”

“不要说了，人都死了，还谈何救国爱国的高调！”侯国柱愤怒地顶了一句。

罗家伦一怔，没想到他会说出如此一通话来。不过罗家伦毕竟很有修养，连忙把话锋一转，说：“一路劳顿，侯先生需要休息，我改日再来拜访。”说罢，向侯国柱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夜幕垂落，万籁俱寂。侯国柱又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奇怪，戴笠的训话回响在耳畔，热振活佛的慈祥面容浮现在眼前……都是中国人，为什么在维护祖国统一的态度上却截然相反呢?他百思不得其解。“我要去找春生。”他推了推身旁熟睡的妻子央吉拉说。妻睁开惺忪的睡眼，用藏语说：“王春生先生与热振活佛为世交，他可是个好人呐!”

王春生是侨居印度的中国人，以经商为生计，住在加尔各答的唐人街。天蒙蒙亮，国柱和妻子就来到了唐人街。这条街的两旁是齐整的绿葱葱的菩提树。这里鞋铺很多，大都是来自广东与山东的华侨经营的。布鞋、皮鞋……国柱端详一双双中国式样的鞋，似乎回到了故里，感到那么亲切。

王春生有一幢两层的小洋房，坐落在草木葱茏的四合院。当身穿咖啡色西装、风度翩翩的侯国柱和裹着藏袍、丰姿绰约的央吉拉来到院内时，王春生见到了在西藏相识的老朋友，又是忙着让座，又是忙着沏茶。

“侯先生这次来印度，不知是经营些什么?”

国柱长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被西藏当局驱逐出境了。”

“为什么?”

“就因为我不满英国人在西藏的活动。”

“岂有此理!”王春生愤愤不平。

“一言难尽哟。”

“侯先生，小弟有一言相赠，不知当讲与否?”

“你说吧。”

“噢，我明白。你是想劝我留在印度安居乐业？”

“正是。只要侯先生不嫌弃，小弟可在经济上给予资助。”

国柱在印度，手头确实不甚富裕。为了日后的生计，夫妻俩在生活上很节俭。

“春生兄，你的心意我领了。不过，故土难离，穷家难舍呀!”

春生看到国柱回国心切，也不再强留。他天天尊茶贵饭款待，以解国柱的心头烦闷。这一天，酒过三巡，国柱谈起了他在兰州时与张大千、郭世清在一起的情景。当谈到张大千酷爱敦煌藏经时，春生忙说：“小弟听说，有个叫王仁的华侨手中的一卷敦煌经卷，准备公开拍卖。”

“什么？什么？”国柱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据他以后所知，自王道士勾结帝国主义分子盗卖敦煌文献的丑闻传开后，清政府的达官显贵们为了把国宝攫为己有，纷纷派人搜罗，然后押运回京。不知还有流散民间的经卷呢!

“走，带我去找王仁。”

王仁的下落终于打听到了。原来，王仁从香港到印度后，就一心想把随身携带的敦煌经卷高价出卖给别人。当国柱说明来意时，王仁忙说：“先生，迟了一步。一位英国人要用高价准备收买。”

国柱一听“英国人”三个字，气不打一处来，也顾不得体面和礼节，劈头就问：“你是不是中国人？！”

王仁一听，连忙说，“我怎么不是中国人?”

“中国人就要有中国人的骨气，”他看了看穿着寒伧的王仁，继续说：“生活苦，你可以啃面包。为什么非得要跪在英国佬的脚下乞讨呢?!”

一席话，说得王仁脸红一阵，白一阵。为了缓和紧张的空气，春生连忙调停：“王仁兄，你有什么困难，咱们可以帮助解决。但万万不可将中国的经卷卖给外国人。”

王仁思忖半天，然后点点头。就这样，国柱用手中仅有的一点积存——五千美元购得此卷。为了酬谢王春生，他又拿出两条江孜地毯和一部价值八百盾（印币）的美式收音机作为答谢礼品。

“这经卷是真品，还是膺品?”国柱虽然拿到经卷，但心里很不踏实。王春生说：“噶伦堡住着一位七旬老人，名叫马寿山。此人对历史文物颇有研究，吾兄不妨登门走访一趟。”

国柱听后，从加尔各答坐火车到库勒库，又从库勒库到噶伦堡。马老先生一看国柱捧的经卷又惊又喜。他用放大镜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以权威口吻说：“是真品，难得的真品啊!若先生割爱，能否以一万美元之价转卖给我?”国柱高兴极了，他连连向马先生道谢，并致歉意，表示不愿转让。

停在跑道上的飞机快要起飞了。国柱与春生紧紧握手告别，眼里噙着泪水……飞机向东飞去，国柱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祖国啊，我的母亲，您的儿子给您带来了一件礼物——流失海外的敦煌经卷……他仿佛看到饱经风霜的母亲脸上绽出的笑容。

六

1949年11月，侯国柱偕妻子央吉拉，随身携带着两件宝物，取道缅甸仰光回国了。

这时的国民党政府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解放大军已冲开了大西南的大门，正向云贵川挺进。国民党官员一个个如丧家之犬，纷纷收拾搜刮来的民财，准备逃命。侯国柱历经西藏的风云突变，已经万念俱灭，不愿从政。他打算在四季如春的昆明找个地方隐居下来，脱离国民党的羁绊。但军统特务组织却一直秘密注视着他的行踪。一到昆明，就有人通知他去重庆报到。侯国柱只好偕同妻子到了重庆。一天，已掌握军统大权的毛人凤打来电话，让侯国柱去见他。侯国柱料定此去不会有什么好事，但又不得不去应付，与之周旋。

毛人凤一见侯国柱，做出十分关怀的样子。说：“一路辛苦了!今天，我来找你，想听听你今后的打算。”

侯国柱心想，现在国民党已四面楚歌，面临绝境，你们都在准备出路，我还打算什么?但又一想，现在自己手头十分拮据，何不趁此机会要点钱，以备今后生活之需，于是说：“我需要经费!”

“这个嘛，呃，呃……”没等侯国柱把话说完，毛人凤眨眨眼，道：“如今国难当头，经费有困难……”侯国柱在重庆，目睹一些国民党军政大员把整箱整箱的金银珠宝送到飞机上，运往台湾，谁相信经费困难的鬼话。

毛人凤觉察到国柱脸上的不悦之色，就拿出惯用的手腕，说：“经费嘛，你可以直接找徐元章商量。”徐元章，就是《红岩》中提到的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徐鹏飞。“我给元章写了一封信，你可带去。”说着，拉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来。

国柱回去后，拆开信封一看，但见信笺上写着：“从西藏撤退的侯国柱拟派西康，并任西康情报站上校副站长。此致徐元章。”他看清毛人凤的用心，想让他在这种国民党大势已去，分崩离析的残局面前继续潜伏，与共产党为敌。这无疑是鸡蛋碰石头，他愤然地把信撕成碎片，随手抛撒开去……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时，军统组织的大小头目一个个溜走了，有的到了香港，有的到了台湾……国柱以妻子快要分娩为由，没有离开大陆。

1950年的一天，两位解放军军官敲响了他的门。一位名叫文治平的军人和蔼地问：“你就叫侯国柱吧?”

“是的!”侯国柱战战兢兢地回答。他知道，留在重庆的军统特务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关进监牢，现在大约轮到自己了。

只听来人说，“你不用害怕。你的情况，平措旺阶同志已向西南军政委员会做了介绍，知道你在西藏支持爱国力量和进步人士。我们正是想找你了解一下西藏的情况。”

经这么一说，侯国柱才想起一件往事：还是在西藏时，他手下的情报员向他报告平措旺阶是共产党。平措旺阶又叫闵志成，素日和侯国柱有交往。侯国柱知道他是西康进步知识青年组织——东藏青年同盟的负责人之一，对他颇有好感，加上当时主要集中力量对付亲英派，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想到这点小事，共产党都没有忘记，他被感动了。

于是，侯国柱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向他俩做了原原本本的介绍，两位军人做了详细的记录。临别，握着侯国柱的手连说：“谢谢!”

后来，他谈的情况为和平解放西藏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信任，总会温暖人的心房，哪怕是敌对的成员。侯国柱很想立刻将敦煌经卷献给国家，可当时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百端待理，文物管理保护等项工作还无暇顾及。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了，侯国柱是名牌“军统”，自然在清除之列，他被逮捕了。

“我的问题，不是西南军政委员会早做了结论吗?”他感到茫然，心头一片冰凉，“共产党至今对我并不信任，敦煌经卷绝对不能交出去。”

幸而，他把经卷随意放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清查家产时，无人识得价值。八年后释放回家时，还安然无恙地蜷缩在废纸堆里。家中空空如也，年轻的妻子央吉拉由于不适应炎热的气候，久病不愈，已经撇下年幼的女儿，撒手离开了人世。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把珍爱的经卷和佛像打进小小的行李卷，他被遣返回青海了。

七

故乡的土地，虽然还很贫瘠，但那里有他小时候放羊攀登过的山冈，有哺育过他的清泉，有唤他乳名的乡亲父老，还有前妻留下来的两个儿子。他满心以为，颠沛流离的生活从此结束了，他可以和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他可以把佛门至宝献给国家，为故乡赢得几许荣誉，他可以用自己的双手，重新开拓出属于自己的天地，当个正儿八经的农民。他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只有这一点点渺小的愿望。然而，故乡并不欢迎远归的游子。公社厂部用警惕的眼光审视着他，村里的乡亲们也对他表现出冷漠的怀疑，连他的两个儿子都仿佛变成了陌生人，连句亲热的话都没有。他变成了不祥之物！尽管他没干对不起天地良心的坏事，尽管他用自己的汗水，赎过漫漫八年的罪。但那罪是永远赎不清的，他的身份注定，只能在这没有围墙的囚禁中打发黯淡无光的日子了。在这种境况下，献出经卷的美好愿望再次破灭了。

不久，“四清”运动工作组开进了乐都达拉公社，他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帽子。罪名是：“来路不明，没有户口；结合历史，军统特务。”

从此，他升格了，从“不祥之物”变为青面獠牙的魔鬼，人世间更无立足之地了!

“快把手中的宝贝交出来，让死宝变活宝!”“四清”工作组的领导威逼着侯国柱。

侯国柱明白，他们所指的宝贝并非经卷，也非释迦佛像，而是金银财宝。他从西藏带出来的一点积蓄，早在加尔各答、重庆花光了。何况入狱八年，财产几经盘查，哪里还有“宝贝”呢?工作组不死心，从他住处查出那尊热振活佛馈赠的佛像。至于敦煌经卷，他早就转到二弟家收藏起来了。庄稼人，虽无从知晓国宝的价值，但只要接受他人之托，哪怕砸掉自己的锅，也不会交出去的。

“把这个劳什子砸掉!什么迷信玩意儿?”一个工作组组员指着那尊玲珑剔透的佛像说。

“别费那份力气啦!这个东西没有啥价值，你让他拿走吧。”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工作组组员说。他是乐都中学的教师，懂得古代文明的价值。

一尊宝贵的佛像免除了毁灭的命运。侯国柱心有余悸，再也不敢把它留在自己家里，他把佛像交给土族社员刁国栋收藏着。这位虔诚的佛教徒视若至宝，用几层黄绫包起来，锁在小楼上的神龛里，逢年过节，还偷偷地烧香点灯哩。直到1983年，才物归原主，将佛像送回侯国柱手中。

佛像逃脱了厄运，可侯国柱的厄运远远没有结束。

“四清”还没搞完，“文革”又开始了。这是一场的大规模的运动，“红色风暴”几乎席卷了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狂飙”，当时还没有汽车路的达拉公社哇隆沟，也折腾了个天翻地覆。

在那疯狂的年月里，有线广播里不时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不是这个“老帅”被打倒，就是那个“老总”被揪出。这些举世仰慕的开国元勋，革命功臣尚且朝不保夕，生死难料，何况是一个“军统特务”!苦难，在等着他。

当时，哇隆沟有个富农成分的铁匠，名叫侯国詹，是侯国柱的本家兄弟。他打了几把菜刀，想变卖点零花钱。谁料祸从天降，这几把菜刀竟弄得他家破人亡。事情是这样的：侯国詹的妻子和公社书记的妹子为一点小事发生口角，一怒之下，侯妻骂了这个一贯仗势欺人的刁妇，这下在太岁头上动了土，公社书记的妹子气晕过去了——其实是装的。在农村，公社书记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简直就是“圣旨”。他要对谁施加点报复，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妹子竟被富农老婆辱骂，岂不是书记家的奇耻大辱，这口气怎能轻易咽下?只听这位公社书记在大会上耸人听闻地说：

“哇隆沟的地主、富农要造反，武器就在侯国詹家!”

会场上立刻骚动了，老实巴交的贫下中农们虎视眈耽地盯着“四类分子”。侯国柱是地主成分（尽管家里只有二十亩地），又是军统特务，还和侯国詹沾亲带故，当然是首当其冲的怀疑对象。

接着，公社书记咄咄逼人地出示了罪证——几把亮铮铮的菜刀。贫下中农革命群众个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侯国詹面如土色，浑身筛糠般抖个不住。侯国柱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镇定自若，对这种信口雌黄嗤之以鼻。他明白，蒋介石的百万大军都对共产党无可奈何，靠几把菜刀，就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为了打击地富反坏的嚣张气焰，当场就站出几位“好汉”，将侯国柱、侯国詹等人拳打脚踢一顿，也有的孩子、妇女向他们吐唾沫、扔土块，更多的人则瞪着迷惘的眼睛，怜悯地望着这几个“敢于用鸡蛋碰石头的蠢人”。

哇隆沟的文化大革命掀起了“高潮”，一伙“罪大恶极”的地富反坏成了斗争批判的活靶子。捆绑吊打、按头压腿，对一些吃“大锅饭”的闲人很有点刺激性，消耗着他们过剩的精力。终于，侯国詹忍受不了这种皮肉之苦，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用一根麻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任凭妻子哭，孩子喊，他再也醒不来了……

当时，一个富农的生命，连一根草也不如。他的死，并未唤起良知的觉醒，更残酷的迫害落在了“军统特务”侯国柱身上。他被拉到达拉公社各个生产队轮着斗。拳头已不解恨，打手们把他捆成一团，踢来踢去寻开心，欣赏他脸上痛苦的表情和扭曲了的躯体，尔后爆发出一阵疯狂的大笑。天哪，在这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之邦，竟然出现了比原始人还野蛮的行为，真是令人可叹、可悲!假如埋在地下的祖先有知，也会为子孙们的粗野和残暴感到痛心!

在第八次斗争会上，一个姓沈的“勇敢分子”怀着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一脚踏到捆住手脚的侯国柱腰部，他的肾脏受到严重撞击，当场背过了气。姓沈的口中骂道“装死”，还想继续蹂躏，被几个人拦住了。散会后，打手们扬长而去，有人为侯国柱松了绑，有人端来了童子尿，轻轻地灌进嘴里。过了半个多时辰，一只脚已经踏进死亡门槛的侯国柱又回到了人间。也许，他的“罪孽”过于深重，阎王拒绝收留他，也许，他手中的国宝还没找到归宿，不甘心撒手而去……在这缺医少药的脑山，他竟奇迹般地被一碗童溲救活了。

“佛啊，我侯国柱前世造了什么孽，今生竟要承受如此沉重的惩罚?难道上天降给我这么多灾难，还赎不尽我的罪过吗?”信奉释迦牟尼的侯国柱带着浑身的伤疼，躺在冷冰冰的炕上，久久不能入睡。那晚，他格外想念已经诀别多年的妻子央吉拉，她那丰满的体态和年轻的面容清晰地出现在眼前，似乎在召唤他归去……“啊，她在另一个世界里也一定感到孤寂和冷清，我为什么不早点去和她团聚?我的希冀，我的尊严，我的人格，已被践踏得支离破碎，活着，也只是无尽苦难的延续，还不如死了痛快，可以获得永远的解脱……”侯国柱差点叩响了死神的门环。蓦地，他想到了经卷。呀，历经千辛万苦保存多年的宝物，难道就这样永落风尘吗?不，为了它，我必须忍气吞声地活下去……

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天上飘着鹅毛大雪，沟里刮起“哨儿风”（打着呼哨的寒风），天气冷得出奇。在这种滴水成冰的三九寒天，兔子冻得不敢出窝，鸟儿也冷得不愿离巢。家境再拮据的农民，也得烧烫热炕，煮肉蒸馍，忙活过年了。

在哇隆沟谷岭风雪弥漫的山路上，几头瘦驴驮着一点点烧柴、面粉以及单薄的铺盖卷儿，后面跟着几个失魂落魄的人，往西面的马圈沟走去。原来，公社研究决定，将侯国柱等四户地富赶出哇隆沟，驱逐到马圈沟监督劳动。据说，马圈沟不仅自然条件更为恶劣，而且没有地富们的三亲六眷，有利于劳动改造。按照青海人的老规矩，最忌讳腊月年关搬家，哪怕梁倒房塌，也得凑合到过完年再搬。行使专政权的人选择这种时候勒令侯国柱们搬家，可谓用心良苦。

侯国柱回头望着从小熟悉的山村和家园，两行老泪滚出了深陷的眼窝，冻结在脸颊上。他瞥见了儿子和媳妇投来的怨恨的目光，像冰冷的尖刀，插在他伤痕累累的心上。“唉，自己受苦也还罢了，又得连累儿孙们跟自己受罪，谁能责怪他们无情?如果透露一下自己手中藏有国宝呢?不行!在这种动乱的年代，能相信谁呢?况且愚昧也可能会断送国宝……”

到了马圈沟，两个儿子说什么也不跟倒霉的老子一起过了。他像灾星一样，带给一家人没完没了的祸殃。他俩从小没得到过父亲的抚爱，凭什么要跟着他吃苦受罪呢?终于，和这个没有多少感情的反动老子彻底划清了界限。

一口锅、两个碗、一床被子，一个装面的箱子，这便是侯国柱的全部家当。一间半熏得比锅底还黑的破房子，到处漏风，冷如冰窖。而侯国柱的心境比冰窖还冷。

在马圈沟最初的一段日子里，他没有买过油盐酱醋这类“奢侈品”，每天的生活需求再简单不过：早上开水拌炒面，中午炒面就开水，晚上喝开水吃炒面。他不敢给四川的女儿写信，既怕自己的身份牵累了她，又没有买邮票的8分钱。岂止一张邮票，时常连一盒火柴都买不起。谁能想到，家徒四壁，身无分文的穷光蛋竟拥有价值连城的国宝!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无论政治气候多么寒冷，人们心中总回荡着爱的暖流。善良的邻居唐国军、李兰英夫妇很同情孤苦伶仃的老人。春天，老唐顶替他下地耕种；秋天，又帮他背回分到的口粮和柴草。唐家做了面条，盛给他一碗；他的衣服鞋袜破了，李兰英瞅空缭上几针。他俩把这“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完全当做自己的亲人看待。即使玷污了贫下中农的光荣称号，也在所不惜。这种淳朴厚重的人情，给了孤寂落魄的侯国柱莫大的慰藉和力量!后来，侯国柱的二弟去世，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将经卷托付给唐国军夫妇。老唐在羊圈的墙壁上挖了一个洞，将经卷藏了进去，再用土块堵严，即便遭洗劫，也难以发现这个“天机”。

其实，马圈沟的人并不像有些人估计得那样歹毒。有人看他生计困难，赊了一头小猪给他，喂了一年，卖得49元。他又用25元买了一只母羊，下了7只羊羔，手头渐渐有点零花钱了。生产队看他年老体弱，照顾他当了护林员。不过，坡陡土薄的马圈沟并无什么林可护，沟口只有两三棵白杨树，招来几只灰白的海鸦——这便是吝啬的大自然给马圈沟的唯一馈赠。

侯国柱上“任”后，在陡坡上铲出一块块平地，埋上杨树苗子，又从沟底引来泉水，一棵棵地浇灌。有的地方水引不上去，他就用炉筒子代替水管，千方百计把水引过来……一棵棵小树苗在他的精心照料下成活了，长高了。为了抗御冬天的寒风，他用麦草一棵棵将小树捆好，为了不让羊拱牛啃，他用红土水抹到小树身上；为了防止有人偷偷砍树，他挖了个小窑洞，晚上就呆在山里……春去秋来，星转斗移，13年过去了，他栽的3000多棵树蔚然成林，带给偏僻而荒凉的马圈沟一片片绿荫，一株株良材。海鸦已经成群结队地到这里安家，狂呼乱撞的“哨儿风”也不像昔日那样尖刻，变得温和多了。春风，在马圈沟驻足了。

侯国柱到县政协就任后，离开了马圈沟，抛下了他的土屋陋舍，也撂下了他用血汗浇活的几千棵树。可这里的乡亲们念叨着他，当年患难相依的邻居记挂着他，与他划清界限的两个儿子也多少有点难为情地认了错，和父亲重归于好了。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那是历史造成的，儿子们也是迫不得已啊!”侯国柱大度地说。

历史，总是用许多人的不幸和痛苦铺路，才能前进。侯国柱和乐都县的一批同命运的老知识分子一起，加紧撰写文史资料。历经磨难的侯老先生深切地感到，一个人不管走过多么复杂的曲折的路，只要血管里流着炎黄子孙的热血，再微弱的生命之烛，也会焕发出几缕光彩!